在商言商|我读︱在商言商与在商不言商

在商言商（我读︱在商言商与在商不言商）
商会史作为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起步，迄今不过30余年，学术成果却极为宏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英教授就是其中涌现出来的以商会史研究享誉学界的史学名家。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曾说，商会研究是其安身立命的课题，他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个主题。对于他的学术脉络与研究实绩，魏文享撰文评述道，朱英以“商人与世变”之大历史视角，探讨商人社团、商人心理、商人政策、市民社会、社会群体等问题，锦篇绣帙，遂成大观。
中国历史上的商业常被“贬之曰末务”，商人则被“贱之曰市侩”，长期背负着锱铢必较、唯利是图的污名。及至近代，商人仍屡遭讥讽，被指责为“在商言商”，对民族和国家存亡漠不关心。商人之真实政治面貌，被严重遮蔽而难以为今人所公允认知，商人政治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也难以为今人所知晓而得到应有之对待。那么，近代商人客观真实的政治面相究竟是什么？这正是朱英教授在新作《近代中国商人与商会》一书中要探讨的重要主题。他从商人主体视角出发，采用实证分析的路径，依据史料，揆诸史实，为我们拨开层层历史迷雾。

朱英著《近代中国商人与商会》（学术中国文丛历史学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12月
观念嬗变：从经济联合到政治爱国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政制鼎革的重要历史时期，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剧变，新式商人团体商会于清末应运而生，商会的组织程度得到空前发展，商人群体的思想观念也发生显著变化，并开始借由掌控的舆论工具，不断宣示商界的各种“论说”，以展现自己的思想认识与见解诉求。朱英在本书第一章即对商界“联合”“爱国”“政治”“实业”之诸种论说进行条分缕析，首先从观念考古的角度进一步廓清清末民初商人思想之重要变化及其影响。
清末民初，民族工商业艰难发展，商人阶层力量不断增强，但“商情涣散，而又动辄倾轧”，同时面对外国资本日趋严重的渗透压迫和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商人如何自处、商业如何发展、诉求如何传递、利益如何保障以期达到救己救亡救国，就成为摆在商人们面前不得不应对的紧迫课题。
近代商人新的自我认知与近代群体意识的萌发，推动商人首先在组织观念上产生新的变化：实现个体或地方“联合”，由涣散不群走向合力合群，成为商人们的自然新主张和变革新希望。除了清末扶持商业的经济政策、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者规模的壮大等因素刺激外，朱英指出，商会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商人在合群与联合思想指导下所采取的实际行动。商会的成立，由此揭开了中国商人发展史的新篇章，商人开始成为近代中国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力量。而商会本质上作为一种经济团体，其首要和主体职能是维护商人整体利益，发展民族工商业，如虞和平在《商会史话》中概括的“联商人、保商利、振商业”，这也反映在商人对实业地位与作用、商法之重要、商业信用与道德、开商学兴商智等发展实业问题的全新认识上，体现出近代商人经济思想的变化与提升。诚然，作为商人，始终以经济与利益为本，这是由商人的职业性质所决定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严重的民族危机，不仅催生了商人“联合”“合群”的理念，也促使商人政治观念的逐渐发展和爱国思想的不断萌发，意识到危难之秋下自己必须担起的重要政治使命。并且，清末之际，随着商业发展与商人阶层力量的壮大，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受到很大冲击，商人被社会呼吁要承担起更多救亡图存的重担。朱英指出，商界人士认识到爱国与联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爱国必须联合，否则力量有限而难以有所作为。进一步地，商界还将政治制度变革与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结合在一起，公开宣称“吾国人民困厌于专制政体者久矣”，表达对变革专制政体的强烈愿望，并寄望“国与民合，则国家即人民，人民即国家，互相依倚，互相联属”，显现了商人具有近代意识的国家观念与国民观念，折射出当时商界全新的政治理念和爱国思想。
朱英从清末民初为数众多的商界“论说”切入，深度挖掘商人群体思想的渊源及其变化，揭示出商人为适应时代要求所进行的思想调试，从侧面反映了近代商界前所未有的思想新趋向，如过去所没有的合群思想与时代使命感，初步产生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爱国思想等，而思想的转化又与商人的政治参与及其他社会活动密切相关，并最终呈现出商人在社会政治参与过程中思想与行为的复杂关系和多重样貌。因此，朱英首先十分富有洞见地观察到百思特网了近代商人社会政治参与及其具体实践背后的思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