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言商|我读︱在商言商与在商不言商( 二 )

清朝的商人
在商言商：近代商人的群体共相
在商言商是传统商人社会当中流行的口头语。作为商人信奉的一条重要原则，它也是考察和分析近代中国商人政治思想与行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工具和关键词。朱英认为，它在20世纪初的清末民初出现、流传和产生重大影响，可以看作是新兴商人群体产生，并从传统的四民之末跃居为新兴民间社会主导力量的集中反映。
然而新生的商会或近代商人群体仍然存在着诸多缺陷，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政治责任感比较淡薄。孙中山在长期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对此曾感慨：“吾国商人鲜留心政治，孳孳营业以求发财，以为国政与商无涉，不知国政之良窳与发财有极大关系。”
对于商人缺乏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朱英指出了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一是从政治环境看，清末政府鼓励成立商会的真正目的在于维护其统治地位，因此商会被严格限制在商业范畴内行事，要求商会“一以商情利弊为宗旨，不得涉及商界以外之事” 。二是从历史渊源看，由于中国长期处在封建专制之下，广大民众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缺乏必要的参政议政能力与热情，尤其是在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下，政治地位低下的商人基本没有政治参与的主客观条件。三是从现实利益看，绝大多数商人的独立性仍然较为欠缺，即便是作为近代中国商人实力增强和地位提高主要标志之一的商会，很大程度上是清末政府经济政策的产物，对官府存在天然的依赖性，难以避免地受制于政府，不愿与官府在政治上发生冲突，更自然而然地主动宣扬在商言商以求认可庇护，“中国虽成立商会，而事事皆仰成于官，断无久能之理” 。
朱英通过宏观考察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表明，受在商言商的束缚，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在商言商也确实经常成为商人拒绝参加政治活动，政治态度保守、反复甚至转变的最常用似乎也是最充分的理由，显现出大多数商人在商言商的保守性与逐利性，对此梁启超曾做出“中国工商界最大之病，莫过于安分守己”的评价。1910年的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前，有的商会领导认为国会请愿之事超出了商务范围，商会不应参与。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后，革命党人准备武力讨袁，汉口总商会发布通电一方面口头上标榜在商言商，另一方面则用在商言商的幌子反对讨伐袁世凯，抵制革命，以免战事再起而影响市面恢复和商业发展。朱英还以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为例，指出更有甚者在商言商还成为某些商界要员行乖张举措、推卸政治责任的托词，以致引发工商界内部和社会舆论的普遍不满和谴责。
虽然，清末民初商人的政治观念有所增强，但在商言商仍然是制约商人政治意识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始终阻碍着商人的政治参与实践。朱英刊文强调，近代中国的商人无论是求稳还是求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主要都是出于经济目的，较少为了追求政治目标。商人害怕社会动荡，寻求稳定，无非是担心商业经营不能正常进行，导致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即使是求变，甚至包括支持和参与政治方面的变革，商人也常常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困境，使商业获得发展。冯筱才在《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中也曾指出，商人逐利乃自然之事，除非有成熟且安全的政治参与环境，否则要商人冒着业产荡尽的风险来投身政治，无论是出于真诚理想，还是投机心理，从者必然寥寥。因此，从“共相”的角度看，对20世纪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史而言，可能在商言商仍是一种更稳妥一点的归纳。
在商不言商：变局之中的利益权衡
在谈及中国近代商人的政治思想和行动时，有关论者一般都会提及在商言商，并且大多是给予否定性评价。但是，朱英的分析并没有完全停留在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在商言商，而是穿透了其背后的丰富含百思特网义。他指出，在某些特定场合和事件中，在商言商又巧妙地转变为商人逾越商事而进行干预，以及表达诉求和实现权利的依据。
朱英仍然依循实证路线进行分析，说明民国初期商会以组织形态方式，用“在商言商”之名参与政治活动，最直接的即是参与与商业相关的商政。例如，在争取国会议员选举权和议席过程中，商会提出商界于国家负担已多，但享受权利甚少，如果商人没有参与议政，则无法向政府陈述商情，进而要求参与商政，但不过问商政以外的国政。此外，在商法的制订、商税的改良、反抗政府对商会的限制等方面，商人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以制衡政府的不良商政，维护商人切身利益。虽然实质上依然是在商言商，但也可以看出在商人争取参政权的过程中在商言商的积极作用，商人在向“在商言政”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