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言商|我读︱在商言商与在商不言商( 四 )


关于近代中国商人这种多面政治态度行为的更深层次原因,除了朱英在书中论及的社会变革、商人观念、商人心理等综合因素外,唐力行在《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中从传统政治机制和经济结构角度提出的观点或能给予另一面向的思考进路 。他认为,近代中国商人虽然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但始终面临着两难处境,这与中国古代商人的政治境况基本是一脉相承的 。在古代,大一统的局面和恤商、重商的政策,这本是商人企盼的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最佳格局 。但是,在中国近两千年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和政治结构中,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政策贯穿始终 。因此,中国商人一直陷于大一统与恤商政策不可兼得的两难境地 。直至近代,中国商人的这种处境仍无改观,要么是专制的大一统政权,要么是军阀割据,二者必居其一,别无选择 。除此之外,长期以来,商人的政治地位居于四民之末,虽然可以以末致富,甚至富垺王侯,但商人自卑心结难以根除,又陷入财富与地位的两难境地 。因此,多数商人不得不“以末致财,以本守之”,或转入地主层次,或培养子弟读书,转入仕的行列 。在这种似乎难以挣脱的政治怪圈的笼罩下,商人把对权力的崇拜与仇视交错在一起 。在一定程度上,这双重的两难也影响了商人对社会政治的复杂心态和行为实践 。
除了对商人政治性格特征的透视剖析,朱英在新作中还对近代商人关于“辛亥”的记忆进行建构与阐释,再现其民国“印象”;对商会独特的“联动”机制进行揭示,窥探近代商人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对清末商会的选举制进行论证,探讨投票选举这一先进制度在近代中国的率先尝试;对30多年商会史研究的缘起、理论、方法、发展进行宏观总结,就未来商会史研究前景进行展望 。朱英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力图从多个维度、多个层次全面、真实地整体描摹近代转型时期中国商人群体的观念、心理、组织与行动,祛除传统学术范式尤其是政治话语体系中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和简单定性,力争既不溢美亦不讳过而予以客观描述和评价,无论是在切入视角、理论框架、研究方法、观点论证,还是价值成果上都是可圈可点的,既百思特网有学术史的意义,又有方法论上的启迪 。
T.G.威廉斯在《世界商业史》中说:“商业史不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立存在的方面,它与社会政治的发展紧密相关,并为其作注解 。”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政治的多重互动,既形塑了近代商人的复杂面相,也留下了激荡历史的生动注解 。在此意义上,朱英的新作不仅以历史的冷静笔触书写了近代中国商人的群像、个体及其相互交织,也从商人的特殊视角勾勒出一条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运行线索,为观察近代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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