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言商|我读︱在商言商与在商不言商( 三 )

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商人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以及民族危机的持续加深，商界内部开始对在商言商进行检讨和反省，在商言商的藩篱被进一步突破，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高度介入公共政治生活。《上海总商会月报》刊文称“在商言商之旧习，已不复适用于今日。吾商民对于政治，必须进而尽其应尽之责任”，1923年上海县商会通告指出“我商人处此危急之秋，倘仍在商言商，置国事于不问，恐巢覆卵破无立足地矣”，商界内部明确宣称要摒弃在商言商这一信条，并将此提升到生死存亡的更高程度。
这样的反省也促使商人在政治参与与权利争取上更加深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系大小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商人也深受其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上海总商会率先提出废督裁兵的政治主张，不仅得到全国商界的响应，而且赢得社会各界支持，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并逐渐发展为各界共同努力的一场政治运动。1923年，上海总商会意识到“现在中国纷乱已极，无一可赖之机关，将来一切重任，全视各省商会之举动若何”的国家混乱现状和自身重大责任，甚至直接领导了反对直系军阀曹锟企图非法当选总统的民主政治运动，公开与政府和国会决裂。朱英强调，这是商会直接僭越在商言商的政治举动。
不仅如此，同年，上海总商会还史无前例地成立其会员组织——民治委员会，声称在中央政府中断期间，由其行使国家外交权利、管理国家财政和监督各省行政，并且最终目标是组织实现一个为民办事、为民所管的政府。朱英认为，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参政议政，而是要直接行使政府权力，不仅是“在商言政”，甚至是“在商行政”了。商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语言”，试图通过干预政治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其政治独立性、自主性有了显著提升。
由此可以看出，商人参与政治实践的热情与主动性不断提高，其渗入的范畴和深度亦是不断扩大、增强，商会积极开展的社会政治活动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实际上商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跳脱了在商言商的窠臼。马敏在《商人精神的嬗变》中也指出，民国以后，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在商言商基本不再是一条商人必须信奉的政治原则，而流变为一些商人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或幌子。
总体上，朱英认为，清末民初，在商言商的理念曾经是妨碍近代中国商人扩大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之一，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但与此同时，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下，在商言商有时又成为商人提出自己的要求，尤其是反对政府实施压抑商人政策的正当理由，并且在实际运用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呈现出商人“言商”位移为“不言商” 。由此，在商言商与在商不言商共同构成了近世中国商人的双重政治性格。但本质上，商人对政治问题的态度与行动，主要还是出于保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目的，朱英强调这正是“商人政治”的一大特色：商人的在商言商，并非指不涉政事，而商人的不言商，主要是从“商”的角度论政治涉政事，是在特殊的历史时空中，基于现实环境变化和切身利益，作出的综合权衡与行为抉择。

开辟五口通商后的广州
双面商人：难以挣脱的政治怪圈
对于中国近代商人的这种政治双相，透过个案研究，惊异于它们能够并行不悖地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更显示出近代中国商人政治性格的复杂性，既有总体的共相，亦难掩个体的殊相。朱英通过解读近代上海“钱业巨子”秦润卿抗战期间的日常生活和日记发现，他既有超越一己私利而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殷切关怀，又有对时局的消极、失望与悲观。更典型的，冯筱才在《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中考察近代巨商虞洽卿后指出，当虞洽卿代表商界共同利益向政府提出诉求时，为了保护个人商业利益避免受到政治侵害，他亦可能与普通商人一样在商言商。但是，当政治动荡之时，为了自保或谋求商业利益，他也有可能主动接近某派政治势力或某位政治要角，商人“政治参与”或“政商化”的特性便显性化表现出来。这也提示我们，“共相”与“殊相”经常交织缠绕于历史主体之中，并且是流动的，在分析时便要格外关注这些不同面相之后蕴含的历史背景、行为动机，甚至是态度的反复、转变，否则极容易陷入片面和偏狭。
因此，正如朱英所强调的，近代中国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社会政治变革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常常转换，其作用与影响错综复杂，不能脱离具体情境、具体事例简单地予以一概用肯定或否定统而论之，必须进行具体的论述和分析。于此，我们亦可以看出朱英深受章开沅先生“社会历史土壤学”观点的影响，既关注历史大场域，又着眼事件小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