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汉武帝的诗词( 三 ) 诗词

《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班固述武帝之功，其一即为“作礼乐”(《汉书·武帝纪“班固赞曰”》) 。礼乐乃儒家之重要内容，也是儒学参与政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赋、颂”则为其表现形式。史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圆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汉书·礼乐志》)礼乐作为政治制度在汉武帝时树立起来，诗赋为之一盛。郊庙歌辞“其所以用於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乐府诗集》卷一)诗赋缘饰政治，非武帝之提倡而不能为，果真为武帝之功。武帝自己说：“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兴礼乐，建郊庙之歌颂，亦可为武帝自信精神之表征。是故武帝受诗教，对其政治思想是影响到了的。
二
武帝爱诗，故亲近诗赋之士，从而影响到政治制度的改易。武帝即位之初，就集文学赋士于周边，与之游历，从而在皇宫内形成内朝。试看武帝朝亲幸者：司马相如自不待言，乃汉赋大家；严助“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汉书·严助传》)；朱买臣被“召见，说《春秋》，言《楚辞》(《汉书·朱买臣传》)；终军“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汉书·终军传》)；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汉书·外戚传》)；至于枚乘， “梁客皆善属辞赋， (枚)乘犹高。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乃得其孽子(枚)皋”（《汉书·枚乘传》）；枚皋“为赋颂，好嫚戏”（《汉书·枚皋传》），以是大为贵幸。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赋家，枚乘赋九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严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儿宽赋二篇，枚皋赋百二十篇，庄葱奇赋十一篇。内朝官中多有赋家者。
文学辞赋之士形成中朝之后，成为武帝亲幸的政治势力， “上令(严)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汉书·严助传》) 。武帝依靠诗赋之士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自己的抱负和思想得以伸展，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更，那就是，中朝的建立，使得中央决策操纵于皇帝之手，决策机关内移到内宫，而以三公九卿为首的外廷，只成为政策的执行机关。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大变局，奠定了前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中朝制度的产生，固然有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的作用，但，武帝因与诗赋的亲近关系，群集诗赋之士，俾之咨询、掌故、决策，无疑直接促进了它的形成。
武帝爱诗赋，固非附庸风雅，武帝常读诗，而且识诗， “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汉书·司马相如传》)枚皋“上书北阙，自言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汉书·枚皋传》) 。可见，武帝对诗赋有较好的鉴赏能力，能判断诗赋的高下。不仅如此，他对诗也有极强的感知力，李延年尝“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汉书·外戚传》)司马相如“既奏《大人赋》，天子大说，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 。能与诗赋的境界如此感同身受，其文学造诣自不待言，庶几可称之为文学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