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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美人宋。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徐州人。曾存词集，已失传。现存词四十六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虽然存量不丰，但是李煜已可以凭这些不朽词作流传于文坛了。李煜的词可分为两个阶段两种风格，初期他的词作极尽绮丽奢华之能事，可以说是柳永等人柔词风格的始祖，但是当他沦为亡国之君被软禁之后，李煜的词风大变，此变并非形式之变而是内涵之变。这首《虞美人》便是作于他被囚之时，也是这种变化最显著之作。
整首词可分为两段鉴赏，前三句为首，末一句为尾。且看前三句，“春花秋月”，单是这四个字已足可引发多少词人的无限遐思了，但是在此词首句却直言到“何时了”，并用“往事知多少”来表达了对现时美景的不屑。次句先言“小楼”再忆“故国”，即便是报春信的东风，对于身在孤狭小楼身受软禁的作者也不过是掠过心尖的一丝寒意，更是让他有了“不堪回首”之念。既思起故国，自然想起当年“雕栏玉砌”的华美宫室和秀美“朱颜”，故国无恙可叹物是人非，怕是自己终生也无福消受了。前三句中，作者眼观美景思及己身，心中不免油然而生亡国之叹感慨之悲，但是仔细的分析李煜所思所念，却尽是当年避居江南割据一方之时的奢靡享乐，他所惆怅的并不是国破家亡，而是无法再享纸醉金迷的荣华。一个亡国之君身处桎枯之中感悟的不是失国之痛却是这些东西，李煜确实不是做国君的材料，若不是他在文艺上的天赋，怕是可与刘禅比肩了。
且不论他的思绪是否符合为君之道，此词的最末一句可说是千古绝唱，此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几乎是李煜毕生词作的精华所在。这一句以水喻愁，含蓄地将愁思的长流不断，无穷无尽与滔滔水势联系在一起，既富哀怨亦蕴大气，让人不由自主的陷入了这奔涌而出的忧郁之中。同是以水喻愁的诗句，刘禹锡的“水流无限似侬愁”稍嫌直率，而秦观的“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则又说得过尽，反而削弱了感人的力量。李煜于此一句中虽仅仅展示了他无尽忧愁的外部形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但使读者从中取得了心灵上的呼应，人的愁思固然内涵各异，但都可借用此句来抒发自已类似的情感。谁到忧愁之时不是觉得这愁苦便如滔滔巨浪劈面而来，无可抵挡呢？李煜于词尾的扪心自问，通过凄楚中不无激越的音调和曲折回旋、流走自如的艺术结构，使作者沛然莫御的愁思贯穿始终，形成沁人心脾的美感效应，无怪此词能在广泛的范围内产生共鸣而得以千古传诵了。
对于李煜此人，作为政治家他是完全的失败，但是作为文学家他却得到后世景仰，正如后人的评价：“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 。由李煜，我所想的却是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李煜的词，绝少有忧国忧民的政治理念，他只讲求词的本身的美感，断不会为强言国事而打破词韵平仄（这也是我不喜辛词的原因之一），因此他的词篇篇美仑美奂，都是艺术上的精品。这种思想便是“为艺术而艺术”，这才应该是艺术者的最高理念。文为什么一定要“载道”呢？艺术的历史远比政治要早，人类尚在朦胧时便已知道了用舞蹈表达情感，说艺术出现是为政治服务那完全是狡辩。艺术的作用应该是表达人心中最真切的情感而不是表现代表着人性丑恶的政治，如果要在艺术中强加上沉重的主题，这“艺术”已不是艺术，而已沦为了丑陋的工具。倘若李煜的词里通篇是悲亢亡国之痛或是感慨不能与天下争，那么今世艺术史上的李煜，就不过是一个三流的爱国词人罢了。
这首《虞美人》是南唐后主李煜在被俘两年后写成的。相传他作此词后命歌妓在七夕之夜反复吟唱，宋太宗知此事后立即就赐酒将他毒死。?
作者能诗能画，只可惜政治上无所成就。本是一国之君，只因一个黄袍加身的后周叛臣便落得个“肉袒以降”成为一介阶下囚。七夕之夜，看汴京车水马龙，自己被囚寓中，回首往事怎能不叹道“问君能有几多愁?”?
春花秋月何时了?这是作者慨叹时光太慢。大概是俘前宫里浮华生活使他不思进取。?
“往事知多少”长叹一声，开始回忆往事的美好。李商隐有诗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为慨叹去日美好，来日不多，美好的往事只能成为追忆，当时却只是惘然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