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历史张家川宣化岗尔曼力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是甘肃东南部惟一的回族聚居区，但回族聚居区的形成，主要还是清穆宗同治年间（1862-1874年）陕甘两省回民反清斗争失败后，清政府把被迫投降的官兵安置到张家川后，形成了回族聚居区。
张家川从元明开始，已有少量回族居住。依据一些零星史料推断，其一部分是1225年成吉思汗在结束第一次西征时，将被征服国家的“回回”群众编成卫军、亲军、“探马赤军”等，协助蒙古军队作战。或派遣到各地驻防，或在中国的西北部屯兵垦田，日久便散居各地，这些人在内地有的经商、有的从事各种小手工业。其中有一批“回回”便进入张家川定居屯垦。据《元史》记载，元朝因多次移军屯田和军队的不断转移，众多的“回回”军散布西北各地，他们就地驻扎屯垦，亦兵亦农，垦田备战，后因军队编入民籍，成为民户，与当地汉族联姻结亲，有一部分定居生活在张家川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第二部分是据《明史》记载，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年），成祖朱隶对海外边远诸国招徕怀柔，使西域贡使、商人由新疆吐鲁番、哈密等地进入河西走廊直至关中，岁岁不绝，且有留居中国的，不仅经商，还定居为农。张家川位居关陇交通过往要道，是农商具茂的地方，一部分商人在经商往来中留居，使张家川逐渐形成了回汉民族杂居的情况。到清代中期，由于一部分回族后裔，先后以投亲靠友、经商开店、做皮毛生意等方式，选择有回民居住的村落和集镇定居，境内汉多回少，有“汉七回三”之说，当时，境内大部分为荒山大林，耕地少、居民稀。群众多以一姓一族为聚居处，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回族村庄，回族人数约占当时总人口的1/4 。主要分布在境内东关、西关、上磨、刘堡、梁山一带。
张家川形成回族聚居区的主要原因是，清穆宗同治年间（1862—1874年）西北回族反清斗争失败后，清政府把被迫投降的官兵安置到甘肃清水、秦安两县境内的张家川镇、恭门镇、龙山镇、胡川、刘堡、平安、张棉驿、川王、连五、梁山、阎家等15个乡镇。他们大多利用已逃亡或迁徙汉民所遗留的村庄或屋舍居住，被安置在张家川的降清回民军共有三部分：一是李得仓部。李得仓在宁夏固原肖河城降清后，其所部“南八营”官兵及群众，共有9.62万人，被安置在张家川的有3.1万人，他们有张家川本地人、礼县盐官人、秦安莲花城人、陕西固关人、陕西巩昌人、甘谷人等。二是崔伟部。清政府将在西宁之役失败后被迫投降的崔伟部，即陕西风翔籍回民军和眷属共1万余人，安插在清水、秦安两县境内的恭门镇、张川镇、龙山镇。他们是陕西凤翔“三十六坊”人、陕西麟游、渭南人、华亭神峪河人、灵台人、陕西澄城人。三是毕大才部。毕大才西宁兵败投降后，被安置在张家川地区的官兵及眷属共有3280人，他们多为泾阳、三原、蓝田人，集中在今连五乡境内。至此，张家川地区的民族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以前的汉民多回民少变为回民多汉民少的回族聚居区。此后，陆续又有回族后裔、亲戚因逃荒或经商留居张家川镇、龙山镇、胡川乡、木河乡一带。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有河南的张、马、丁、白等姓皮毛商20多户连同眷属迁到张家川定居，还有因逃荒、经商留居到张家川的外地回族群众。共同形成了一个以张家川镇为中心，人数较多，面积较大的回族聚居区。
清政府把这几部分回族群众安置到张家川地区后，便计口授田，督其耕种，由官府出资配给农具、耕牛、籽种。耕牛一般是三家或五家一头。同时，清政府还采取各种措施，控制这些新被安插的回族群众。他们曾普遍设立十家长、百家长，由官府直接统辖。并给各户发给良民牌，以备随时检验。当地回族群众不能擅离居处，有事外出者，须经十家长、百家长许可，并由他们上报官府备案。有人擅自外出，十家长、百家长须上报稽查，并予处分；如知情不举，则重加惩处。被安插的回族群众亦不能擅自接纳外来回族群众，有要求前来定居者，即当上报官府，由官府询问后再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