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董小苹( 三 ) 我的|同学|董小苹|

后来，我去安徽插队，而我中学里的好朋友在我走后半年，去了江西一个林场。她从江西来信说：“你知道我现在和谁在一起？和你小学同学董小苹在一起。”她在信中还告诉我，董小苹想与我和好的愿望。在经过了那样的时日之后，二人间的一桩小事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我回信时便附笔向董小苹问候，不久，就收到她附来的短信。而正式的见面，是在两年之后的夏天。我们一同在上海度暑，有一天，我去了她家。她从楼上下来迎接我，将我带上二楼。除了二楼，其余的房间全被弄堂里的邻居抢占了。这时候的我们，彼此都很生分，并且小心翼翼的，似乎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她穿了旧衣旧裙，扎了两个短辫，形容依然十分姣美，眼睛又黑又大，睫毛又密又长，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失去了小时候的活泼与生动，老老实实的。只有当她母亲说起我们小时候的淘气，她才浮起笑靥，往昔的董小苹回到眼前，可是转瞬即逝，又沉寂下来。
过后，我们就开始了间歇很长并且平淡的来往。通过我中学的好朋友，我也不时能得到她的消息。我知道她在那里依然被孤立，周围有许多对她极具伤害的猜忌与流言。然后，我又知道她在很短暂的时间内，以过硬的病由和极大的决心办了病退，回到上海，在街道生产组做工。这时候，我们家搬离了原来的地方，而她也搬出了原先的弄堂，被抢占的房子再无归还的希望，十年里惨痛的记忆也无法抹平。1980年的冬天，她来到我家。这时候，她已考上华东师大历史系。她骑了一辆自行车，是在星期天晚上返校的路上到我家的。她剪了短发，穿了一件朴素的外衣，态度有些沉默，说话总是低着头。我们互相谈了这几年里的情况。我已于1978年春回到上海，在儿童时代社工作。从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回来不久，我发表了一些小说，行将走红。她自1975年年底病退回来直到1979年进校读书，此间一直在一个做绣花线的生产组工作。上大学是她从小的心愿，在林场时，曾经有过一个大学招生的名额，却被给了一个连一张通知都写不流利的男生，只因为他有一个好出身。她听了这消息几乎昏厥，虽然她不相信会有什么好运落在自己身上，可心中却无可抑制地暗暗揣着希望。
后来到了上海，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她便开始准备。而如我们这样六九届的初中生，仅有五年级的文化程度，一切都需从头学起。1977年的考试是竞争空前激烈的一年——自1966年起的历届毕业生全在这一时刻拥进考场。她呕心沥血，最终却落榜。她后悔道，如果考的是文科，分数线就过了，但她考了理科。然后，到了1979年。这两年中发生了很多变化，工商业者的工资、存款、定息、抄家物资纷纷被归还，生活渐渐宽裕起来。国家政策开放，出国渐渐成风，许多漂亮的或不漂亮的女孩子嫁了阔佬或外国人而脱离苦境，但她还在绣花线作坊里勤勤恳恳地做一名仓库保管员，用业余时间进行补习，再一次进了考场，终于榜上有名。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新生入校的场面，一定非常激动人心。这一个娇嫩柔弱的女生不仅坚持了她的自尊与自爱，还保存了一个理想，并将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