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诗律学跟诗词格律哪个好汉语诗律学跟诗词格律哪个好

王力的《诗词格律》自近体诗在唐代繁荣以来，做诗成为中国读书人的基本功，从入塾时开始就训练做诗的技能。
近体诗的规则也就通过口耳传授代代传承下来。
从前的读书人，没有会不会做诗的问题，只有做得好不好的问题。
所以古时候没有系统阐述诗律的著作传世。
到满清末年废科举，至民国更兴学校，转为新式学堂教育，学生对诗之律则日益陌生了。
本朝以马上得天下，不重文教，于传统文化更敝屣之，到文革之年，文化几乎已呈断统状态。
很多人对流传下来的唐宋诗词虽心慕之，于诗词之规则则不甚了然。
王力教授早年即著有《汉语诗律学》，意图建立汉语诗歌诗律体系。
鼎革以来，又陆续出版《诗词格律》及《诗词格律十讲》诸书，对普及诗律起了重大作用。
后两本普及型的小册子更是风靡于世。
这对于使人们得以避免写作不讲音律的旧诗之病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这个功劳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物极必反，有一利必有一弊焉。
《诗词格律》的流行至今已显出它的负面影响，产生了唯格律是尚的流弊。
这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王力教授，但王力教授的诗律体系的一些缺陷，也确实与这种流弊具有一定的关系。
王力教授是一位语言学家。
他研究汉语诗律，主要是从语言角度进行的。
对于汉语诗歌的文学传统方面，王教授极少涉及。
这种研究本来就是片面的。
因为诗律从来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离开了诗人们的实践，单纯归纳所谓诗律，是很难切中肯綮的。
王力《诗词格律》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各种体裁等量齐观。
无论五言、七言，也无论绝句、律诗，都是从同一公式推导出来的。
而所谓律句，实际上是诗人在长期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声音和谐的句式。
因此它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公式化的东西。
举个例子来说，“平平平仄仄”有一个运用同样普遍的格式是“平平仄平仄” 。
这两个句式具有同等的功效。
它们都是诗人们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律句。
但在《诗词格律》里，由于后一个句子不符合王氏公式，被王力归为“拗句”，被解释成第三字拗而用第四字救。
这显然只能看成是臆说。
对于五言绝句与七言绝句在平仄上的差异，王力的理论不能加以合理的解释。
因为那只能从文学史绝句的发展中去理解。
再比如，绝句与律诗相比，格律较为灵活。
即拿对仗来说，对律诗，它是格律，对绝句则只是修辞手段。
再说平仄，绝句也远较律诗灵活，押仄声韵的绝句也较仄韵律诗多得多。
可是王力竟然把仄韵绝句归为古体。
事实上历代都把律诗和绝句并称为近体诗。
王力为了把他的诗律学构成一个完整体系，扼杀了诗律的多样化元素。
对于一些不符合王氏公式的诗律，王力一概加以否定。
而他否定的理由不外乎当时格律未严，律体没有定型之类。
王力研究诗律，却没有大量阅读古人诗词，而是借助清人的论述。
中国古人对此类问题，一般都不作深入系统地研究，只存只言片语，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只有大量阅读、深入了解古人实践才能克服这种片面性。
可是王力却没有做这种基础性的工作。
举个例子来说，王力称在唐代律诗中“绝对找不到孤平的例子”，后来改口说只找到两个，其中还有一个是拗律（臂悬两角弓），实际上只有一个（百岁老翁不种田），可又不是律诗。
实际上，《全唐诗》律诗中的孤平例子，并非没有。
比如杜甫的“夜深露气清”，刘长卿的“五陵远客归”都是。
这表明王力并没有仔细阅读《全唐诗》。
王力把不符合他的公式的句子都视为出律。
但实际上，近体诗的格律远不是王力所规定的那么死板。
像“故人西辞黄鹤楼”、“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
”“大城少城柳已青，东台西台雪正晴。
”这样的律句，在王力看来都是“出律” 。
这正是机械论者的观点，不符合历代对律诗的判断。
王力有一个法宝，凡是不利于他的证据，他都以当时律诗未定型来解释。
譬如失粘的律诗，从唐以来不乏名篇佳作，怎么可能是由于律诗体未定型所致？再如崔颢的《黄鹤楼》诗被后人评为“唐人七律之首”，可它却不符合王力的诗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