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毛笔字情诗( 五 ) 诗词毛笔字情诗|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决：《天府早报》社在该报刊登向原告汪国真致歉的声明，并赔偿原告汪国真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驳回原告汪国真其他诉讼请求。
对此，汪国真表示满意，不再上诉。
十几年前红透大江南北的青春派诗人，一度淡出人们视野的汪国真，因“火锅事件”被以极不情愿的方式再度聚焦。
儒雅的面容，文质彬彬的眼镜，风采依然，笑容依然，温和依然。
而今的汪国真与当年的诗人标准照相比，没有三十而立的激昂，多了四十不惑的平静与成熟。
46岁的他，显得挺年轻，全无“潦倒”的样子。
诗歌变火锅：最近心里有点烦四川《天府早报》3月19日刊发文章《昔日辉煌成过眼云烟大诗人汪国真为钱所困》，文章描述了“诗歌变火锅，汪国真为钱所困”的窘境，提到：汪国真近年来鲜见作品，诗歌收入减少，便四处筹措资金在在北京市区开火锅店，却因不善经营而轰然倒闭，从此境遇日渐潦倒，复出作品《汪国真诗集》也鲜有问津......不得已，本有书法基础的汪国真开始大练书法，为京城一些店铺撰写招牌，以卖字为生。
文章一出笼，旋即被国内100多家媒体转载。
汪国真见后拍案而起，怒斥该文章为假新闻。
但该文作者杨某也不示弱，并振振有词地道出消息来源：一位国内某知名杂志编辑，此人自称是汪国真好友，并说年初曾到汪家与之长谈......事情由此变得扑朔迷离。
原来那位“知情人士”是《知音》期刊集团《打工》杂志的编辑庄某。
庄某向采访人员的朋友石野披露了这则新闻出笼的来龙去脉：今年春节前夕，主编知道我有朋友与诗人汪国真交往甚密，便指令我采写一篇汪国真再度创业的文章。
正月初二，我在北京民族饭店与汪先生晤面。
我对汪先生的道德文品素怀敬仰之心，哪有丝毫亵渎之念呢？当时在一起的还有我的两位朋友，我们边喝茶边聊天，谈得很投机。
回到武汉后，我将详情向主编作了汇报，因忙于其他事，这篇文章一直拖着没有写。
岂料，无孔不入的“娱记”倒来得快。
3月18日，有位同事向我索问汪先生的电话，并称四川某报的一位采访人员想做一篇汪先生的文章，问我可否帮忙。
由于我不知对方真正意图，不便轻易将朋友的电话给别人，只好推称回家找到汪先生的名片后再告之。
第二天，那位女采访人员又来电话索要汪先生电话。
当同事将电话递给我时，我迫不得已对她说回家告之。
当天下午4点，我上网时发现，一则题为《大诗人汪国真穷困潦倒卖字维生》的消息，这令我目瞪口呆。
这则长达千余字署名为杨某的消息写道：“盛极而衰，诗歌变成‘火锅’......曝出该消息的人士自称是汪国真好友，现为国内某知名杂志编辑，在采访时该人士拒绝透露其姓名，年初该人士曾到汪国真家小坐长谈......”看到这篇杜撰出来的文章后我非常生气，当即向同事查问中午打电话的人是否就是杨某？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立即拨通了那位被四川某报称为“美女采访人员”的杨某的电话。
我质问杨：“你凭何空穴来风，污人清白。
你文中所言，国内知名杂志编辑指的是谁？你为什么要胡编这样的造谣文章来制造噱头？”杨某辩说：“我文中所指国内知名杂志编辑并非指您呀......”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令我更意料不到的是，这篇假新闻很快就被全国一百多家媒体转载。
直到现在，除了愤慨，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恶心。
？ 4月，汪国真把《天府早报》及该文作者、转载该文的《江南时报》告上法庭，要求《天府早报》刊登致歉声明，消除影响，并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人民币。
汪国真并出示了他的三张电话收费单，其中3月20日以后的电话费明显比这之前的电话费高出近800元，从而证明这篇报道面世后，不断有人打进电话求证事实。
他认为这篇文章所写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相符且该文作者并没有向他本人核实，就擅自刊登出这样的内容，严重损害了他的名誉，扰乱了他的正常生活及文学创作，给他及家人精神方面造成巨大损害。
汪国真说，自己有正当职业、稳定收入，从未开过火锅店，也从没为钱所困。
他的作品也不是无人问津，而是相当有市场，光是一本《汪国真诗文集》便被几个版本盗版。
汪国真表示，从1990年起，他通过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各种诗集已累计超过1000多万册，这还不算被发现的30多个盗版本。
于是，他不禁发出反问，“这么高的发行数量，我会穷困潦倒吗？” 自从20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起，汪国真就开始写诗并发表，但当时的他并不被广大读者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