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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视界融合”:历史性与当代性的不断对话
为有效避免解释的主观性与相对性,超越自身价值观和特定历史处境的局限,刘增杰主张通过大量的史料研读,回归到历史语境中去把握研究对象的真实① 。在解放区文学研究中,他一贯极力反对情绪化的批评:既反对对该研究对象“一味颂扬”,“把对历史的怀念混同于冷静的文学批评”,又反对轻视解放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积累,不进行艰苦的大量的阅读和思考,而只凭印象任意发挥。他认为,在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之间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所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只有靠大量史料来尽量缩短这种距离。缘此,刘增杰高度重视文学史批评中的历史意识,高度重视原始史料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有感于严酷的战争对解放区珍贵文学史料的大量破坏,在人们普遍轻视解放区文学史料收集整理这一基本学术工作的环境下,刘增杰和课题组成员赵明、王文金等经过近五年的艰苦跋涉与调查访问,终于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其中有些已为遗世仅存,有些是从行将辞世的解放区文学参与者的回忆中抢救的活资料,从而使这一工作弥足珍贵。他们相继推出解放区大型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中、下三册),为解放区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他本人的《鲁迅与河南》、《师陀研究资料》、《迟到的探询》②在史料的搜求稽考上更是勤奋细致,苦心孤诣。
正是大量的史料使他建立起严肃的历史意识,确立了史家的公正与自信,同时也铸就了他严谨的学术品格。《中国解放区文学史》能够展现解放区文学活动空间的多样性,“开拓一个新兴学科,给现代文学史增添了新枝”[3],《迟到的探询》能够使学术界认识到“解放区文学理论批评并不是那样整齐划一和舆论一律,实际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和活跃的争论,呈现出丰富复杂的状貌” 。[4]《战火中的缪斯》关于抗战文学思潮复杂的生成环境的分析,在抗战文学思潮研究中能够具有开拓性,“由于他联系了当时战争的进程,政局的变动和由此引起的文学思潮的大调整,使人看到文学思潮嬗变的深刻内在缘由,所以具有认识的深度和厚度” 。[5]这些成果的取得和他多年来在史料上的艰辛工作是分不开的。
注意通过原始材料回归到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语境,并非进行纯粹的史料堆积,把文学史等同于史料学,也不是仅仅靠着知识的丰富和考证的繁琐去发掘作品的本意。他追求的是视界融合:试图把当代眼光和历史性结合统一起来,使历史性与当代性在不断对话中达到对研究对象的全新理解。他相信“任何时代的文学,它的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从来不能即时即地地暴露无遗,需要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得到明确的判断” 。在文学进程尚未充分展开时,批评家与研究对象过分贴近,容易造成研究的缺陷和误读。所以在返回历史语境回到原初的同时,还应与历史情绪适当地拉开距离,用时代赋予人的理性去发现历史中被遮掩的真相,在尊重前人、体贴前人的基础上反思他们在创作和批评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实现和历史真正的交流和对话。为达到此目的,他主张研究者应该破除长期不变的文化心理定势,摆脱权威效应的干扰,保持心灵的自由状态。如果没有对自身主体意识(主体性)的高度重视,我们很难想像他能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赵树理、孙犁、王实味等问题提出自己新的见解,更不用说在80年代中期对解放区文学阵阵讴歌浪潮中,能够以史的形态冷静客观地研讨其局限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