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与“学渣”女儿( 五 ) 女儿|学习|北大|孩子|老师|焦虑

我带着她去参加了北大的“雏鹰社” ，一个北大教师互帮互助的活动社团。我们去参加了三次户外作画，还上了三节艺术史课。在北大的毕业典礼上，她还在合唱团里去献唱。这星期，我打算带她去学游泳。
有人会说，我能贯彻这样的教育主张，是因为不需要择校。但其实问题的本质是，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应该警惕对孩子的过度干预和压迫。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做助教的几年中，一直在观察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的差异。得出的结论是——往往最差的是美国学生，最好的也是美国学生，而中国学生通常处于中间状态。为什么会形成差异？用打电子游戏来类比，用十万块也能驱使一个对游戏毫无兴趣的人去打。
中国的孩子们一直在实现目标——小升初，中考，高考。总有一些训练，并且是很饱和的量，可以去实现这些目标。这对小孩是一种损害，他们其实放弃了社会生活，成为让人放心的人，同时失去了对知识和学问追求的动力。
有一天，我跟清华管理学院的一位老师聊起，本该代表着一个时代最聪明、最勤奋、最优秀的群体，现在给我们的共同感受是，一届不如一届。很明显很多人对知识不感兴趣了，不愿意创造，也不愿意思考。
准确地说，我不是接受了女儿的平庸。生物界里，花的类型、花期各不相同，孩子也一样。
我对女儿的观察还在继续，并常有惊喜之处。那天，在读她最喜欢的动物书籍的时候，女儿告诉了我乔治·夏勒和珍·古道尔两位野生动物专家的区别。
（枫林晚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