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士的画像》经典读后感有感( 九 ) 伊莎贝尔|伊莎贝|伍德|古德|詹

根据弗洛姆从心理机制角度对“逃避自由”定义：对孤独的克制、对世界的憎恨和使个性的丧失，恰恰接近小说中拉尔夫的处境。疾病使得他丧失了在阶级社会原本的位置，他无法继承父亲经营的银行，默尔夫人尖锐地指出:“看看可怜的拉尔夫·杜歇吧，你们称他为什么？幸亏他有肺痨，我认为那是一种幸运，因为这样他才有事可做，肺痨就是他的职业与位置。”[5]他在现实中找不到“自我”，便开始佯狂与愤世嫉俗起来。但在伊莎贝尔身上，恰恰是对这种现实“位置”的不敏感甚至轻视打动了他，好奇心使他想要看到伊莎贝尔究竟能走向何处，并对她的这种赤诚付出无私的爱与支持。
此外，伊莎贝尔的自由观是随着小说进程不断发展的。最初她秉承的似乎是一种古典自由主义的观念——“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社会对他行为表示不喜所能采取的正当步骤只有：忠告、指教、劝说和远而避之。”[6]被外界约束、规定是绝对不可忍受的，虽然这种基本的自由观其实是小说中大部分人物的共识，但实际上也因人而异地存在着微妙不同。比如杜歇夫人不看好奥斯蒙德与伊莎贝尔的婚姻是因为奥斯蒙德：“在这个世界上一文不名，只有十几二十张古画和一个可能教养不太好的小女儿。”[7]尽管杜歇夫人的婚姻观充满了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但她依然没有以中国封建家长的形式来安排伊莎贝尔的婚姻。从实用角度来看，她的干预确实可以避免伊莎贝尔落入婚姻陷阱。但是，秉承个人主义者泾渭分明的权责意识使她没有进行干预，也没有给伊莎贝尔适当的教导，后者也宁愿坚持忍受自由选择所带来的痛苦，也不愿意“被选择” 。这是一位伊莎贝尔作为一名个人主义的自由者自尊与傲慢并存的两面。
但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伊莎贝尔逐渐在被设计的婚姻中清醒过来，但她在真相与古德伍德抛来的橄榄枝面前却不为所动，毅然决定回到仅剩下外壳的婚姻当中。评论者对此表示不解，认为：“《画像》的结尾纯粹是出于与艺术有关的不可知论给预期的结果投射了一束奇怪的光” 。有的评论者甚至认为，詹姆斯“让他的人物什么也不做，或者让他们做点什么却又没有合理的动机”认为阿切尔是一个“事实上很自私且冷酷无情的年轻女子，她那么做事似乎世界就是为了满足她的想象力的需要而安排的。”[8]然而，事实上作家在伊莎贝尔身上寄托的自由观恰恰相反，这种选择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成长与升华。
二．婚恋外衣下成长的自由观
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婚姻与爱情并非处于同一个天平之上，很难确切地解读出主人公之间是否存在爱情关系。譬如沃伯顿勋爵对于伊莎贝尔时间跨度极长的追求，他的爱情其实没有足够的动机，用勋爵自己的话所言：“爱是不需要理由的”，作者在这样的情节设计中赋予的抽象意义高于生活逻辑上的意义，勋爵的求爱只是象征着踏入世俗阶级的大门始终向伊莎贝尔敞开，但她不愿意接受这样的选择。在第十四章伊莎贝尔拒绝勋爵的求婚时，她给出了这样的理由：“（伊莎贝尔）：‘如果我嫁给你的话，我就不能逃脱我的命运（fate）。’（勋爵）：‘你的命运？’‘就算我嫁给你，我仍会想要逃脱它。’‘我不明白，为什么嫁给我就不能成为你的命运？’‘因为它就不是，”伊莎贝尔用任性的口吻说道，‘我知道它不是，我的命运不是放弃——我知道我不能。’”[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