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偶书：活着，都不容易( 四 ) 姨丈|小姨|母亲|父亲|弟弟|小林

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帮她，外婆想找我爸来质问，而我该去警告我的姨丈吗？小姨说问了也没用，我担心的不是有没有用，而是问了会引发更多家暴吗？家门一闭，我们这些亲人，远水怎么救近火？
姨丈动手那天，两个较小的孩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对眼前的疯狂没有意识，只有大儿子冲上去，攥住了父亲胸前的衣领，说：“小时候你就打妈妈，现在还敢打！”后来我知道了，多年前，小姨一个人喝掉了一瓶白酒，她被送去医院，两天才醒过来。
小姨选择了妥协，她说自己不会再指责姨丈，放任他去了，守着孩子，她的眼泪没有落下。
我家相册里有一张小姨的照片，她一个人穿着白色婚纱，戴着头纱，笑容洋溢着少女的活力，如今，那样的笑容我再没见过—嘴巴依然可以笑，但眼神不会骗人。
离开外婆家，驾驶座上的姨丈和来时一样，没有说一句话。
在我家停留的时候，小姨和姨丈各自照常和还不知情的爸妈聊天，送走他們的时候，父亲说起，姨丈那么会赚钱，小姨穿的衣服也更高档了，小姨笑了。
那一天，我毫不怀疑，人们的生活都有所掩饰。
房子是婚姻和家庭的物质载体，但对很多家庭，它首先是沉重的经济负担。
我的堂姑一家，去年在县城买了二手房，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们背上了30多万元房贷交了首付，月供就占去约2500元；又赶上大儿子去职高读书，学费一年要7000元；之后，堂姑丈的母亲查出了胃癌，光去福州手术就花了7万元，异地就医，报销比例低，现在还要定期在县城化疗，又是一大笔支出，还得分身照顾。夫妻俩都只是普通的零工，这每一笔账，都沉。
饭桌上，堂姑丈说起他被拖欠的一笔2000元工钱，这份活计只有口头承诺，维权很难。堂姑丈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我又陷入了窘境，我没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我只知道，没有劳务合同，光靠赌别人的信誉，揽一份差事，对他们意味着多大的风险。
我仅有的建议，是告诉他“尽可能”签订协议，这样才有申请劳动仲裁的条件，但我也很清楚，这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很多活计，他们是靠口头人情得来的，而协议无情，面子上过不去，并且—永远不要低估勤劳的做工人为了多挣一点钱的可能性而甘愿冒的险、承的情。
讨生活的强烈意志驱动下，他们把自己摆在很低的位置，他们心有不安：如果我不做，总会有别人拿去做，那钱就是别人挣了。做工人的顽强、脆弱和心酸，都在其中。
这个春节我两次见到堂姑，她的脸上一片愁云，母亲也说，她的面色都黑了。倒是堂姑丈举着酒杯，说着加油打气的话。
生活是一个系统，它底色悲凉，而每个家庭都有需要攻克的难题，困境也从不单一孤立地存在，但在他们身上，我又看到只要提着一口气，生活就还能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