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六，被催婚多年的堂哥去定亲了，主要是谈彩礼 。女方要价43万元，还要50个大洋（价值约4万～5万元），男方为酒席费用和金银首饰买单 。
这是一笔很高的费用，堂哥的积蓄负担不起，因为他还背着房贷，就要靠长辈支援 。我的父亲叔伯一辈都是从乡村进县城的第一代，家家户户多少都背着贷款，没什么闲钱，钱从哪里凑，就成了问题 。
当天，这门亲事最终是谈下来了，女方同意彩礼先打20万元欠条，但有附加条件，如果女方哥哥的亲事也谈妥了，欠条只能打15万元，他们娶媳妇也急需用钱 。这像是一桩买卖，而女孩子似乎吃了亏 。
想到堂哥一家的负担，再想到被催找对象的自己和爱护着我的爸妈，听叔伯们很现实地议论着彩礼中“大洋”的单价是800元还是1200元，能怎么筹钱，夹缝中的我再次不知所措，只有一句空洞的感慨：“这么高的彩礼钱，对男方女方都是沉重的负担 。”
我听着他们在一个约定俗成的框架里，现实地计量着解决眼下具体的问题，不去想这个框架应该是什么样，如何突破和改变，但又发现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要的是人 。”—叔叔的这句话给了我安慰—人比钱重要 。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在“天价卖女儿”的话语里，剥开了它“物化”“量化”的外壳，在里面找到了对人的尊重 。
定亲之后，结婚是顺水推舟，而在外婆家，我管窥到了婚姻潜在的风险 。
大年初四，姨丈和外公在农家院子里聊天，小姨和外婆在厨房说体己话 。外婆拉下小姨的右肩，一块青紫色的瘀痕露了出来，我这才把小姨嘴角上的淤青和家暴联系起来，而我又知道了，外婆年轻时也被外公家暴，这两件事冲击着我—家暴竟离我这么近 。
小姨眼圈泛红，压低声音说话 。伤害是在过年前，她发现了姨丈出轨的痕迹 。小姨认识那个女人，她没有结婚，但有两个孩子，她曾给姨丈他们打过工，小姨给她打过电话质问，很快挂断，号码被拉黑 。小姨找姨丈理论，但他对此否认辩解，言语冲突升级成肢体冲突，姨丈抓起小姨的头发往墙上撞，淤青就是这样烙下的 。
平时看着温和大方的姨丈为什么对妻子疯狂动手？外婆和小姨只归结为“姨丈脾气太坏”，这显然不是答案 。“他说平时在外面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嫌弃我在他回家了还一直唠叨找茬儿 。”小姨转述了一点线索 。
在家里人看来，姨丈是有出息的人，很会赚钱，他有很多套房子，还在厦门岛内买了房，两年前，小姨带着两个孩子在厦门上学，平时姨丈和要高考的大儿子留在县城，一家五口两地分居，孩子放假了才能较长时间团聚，小姨称自己是“全职保姆”，为这个家牺牲了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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