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治国诗词朱元璋重典治国( 二 ) 朱元璋的治国诗词|朱元璋重典「问人人知识网」

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
”（3）不凡的个人经历造就了朱元璋独特的心理和性格，使得他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并造就了朱元璋性格暴戾的一面。
这些因素使得朱元璋上台后迅速推行以整顿吏治为重点的重刑主义。
二重典治国在明初法治实践中的体现第一，《大明律》。
朱元璋亲自指导制定的《大明律》，于洪武三十年五月颁行，共四百六十条。
《大明律》与被成为古代法律基准的《唐律》相比，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重刑主义的倾向。
（1）增设刑罚种类，刑罚措施的严厉性和残酷性大为提高。
在《刑名》部分，《唐律》规定的刑种为笞、杖、徒、流、死五刑，死刑为绞、斩，徒流刑不加杖。
然而《大明律》则在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外，尚有凌迟刑和刺字之法，还有阉割枷号之刑，另外徒流刑加杖，徒有总徒四年、准徒五年，流有外迁、充军。
此外，由于明太祖十分注重“重典治吏”，所以在明律中还特地取消了唐宋律当中的“官当”、“除免”等优待官员的制度。
（4） (2)扩大罪名内容，增加了律文的条款。
例如，鉴于唐宋几朝内外官“吏勾结，皇权旁落的教训，明律专设了奸党律条，规定：“凡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斩，若犯罪律该处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者亦斩。
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门官吏，不执法律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
”（5）为重惩“贼盗”，明律增设了刺字和“起除刺字”之法以及“盗贼窝主”、“白昼抢夺”等专条，规定：“凡强盗窝主造意，身虽不行但分赃者斩”，“共谋者行而不分赃及分赃而不行皆斩。
”（6） “凡盗贼曾经刺字者，俱发原籍收充警迹，该徒者役满充警，若有起除原刺字样者，杖六十补刺。
”（7） (3)提高同一罪名的法定刑幅度，扩大株连范围。
例如，同为谋反及大逆罪，《唐律》规定本人不分首从皆斩，连带处死的范围除父子年十六以上者外，其他人可不处死。
谋反“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本人斩，父子可不处死，笃疾、废疾者亦免。
但是相形之下，明律对此罪之规定则令人不寒而栗：“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祖孙、父母、子、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
”又如同为强盗罪，《唐律》规定不得财者徒二年；得财者十匹以上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
而明律则规定已行而不得财这杖一百流三千里，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8）。
第二，颁布《明大诰》。
《明大诰》是明朝初期朱元璋在位时的一种特别的刑事法规。
它的名字来自于《尚书》中的《大诰》篇，原本是周公东征时对臣民所说的训诫。
朱元璋为了从重处理犯罪特别是官吏犯罪，就将自己亲自审理的案件加以汇总，再加上就案而发的言论，合成一种训诫天下臣民必须严格遵守的刑事特别法。
它是在朱元璋亲手处理了包括“空印案”和“郭桓案”等贪污害民案后，编成的从洪武十八到洪武二十二年惩办犯法官吏的四部案例汇编，包括《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
虽然不能算正式立法，但由于其所涉及的案例是朱元璋亲办亲惩的，且亲自主持编定的，因此，它具有法外之法的作用。
朱元璋特别重视《大诰》的普及，要求各家各户都有一本。
家里藏有《大诰》的，犯罪在审判的时候可以罪减一等。
《大诰》减刑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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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朝时，朱元璋做诗：《鸡叫》一叫一勾勾，两叫两勾勾，三叫日出满天红，驱散残星月朦胧。
此诗可以显示朱元璋的心灵。
骂文士叽叽喳喳几只鸦，满嘴喷粪叫呱呱。
今日暂别寻开心，明早个个烂嘴丫。
相传，朱元璋小时候要饭，一日，来到旧县（今女山湖镇）狮龙桥酒馆要饭，碰上几个舞文弄墨的家伙聚在酒馆饮酒拿他寻开心。
他很气愤，当场作了上面这首诗予以反击。
咏菊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示僧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
朱元璋转战江淮间，一次，乔装出行到太平府的一座寺庙般若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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