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德教育的诗词李清照的文学常识(11) 四德教育的诗词

太虚的革新僧制历时多年，其设想屡经更易，从《整理僧伽制度论》的80万僧众数，到《僧制今论》的20万，再至《建僧大纲》的4万而2万，直到最后缩减为一座道场以创立“菩萨学处” 。由此可见，一方面他改革僧制的重心在于对僧团人数力求减少，重质量不重数量，为伪存真；也在于偏重信众，以建立菩萨学处扩大社会青年信仰三宝，达到“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为终极目的。另一方面，因叠经波折，屡有变更，也足见建立新型僧制有多么的困难！
虽然，从《整理僧伽制度论》到《菩萨学处》是应机改建，有所不同，但弘扬佛法，首重建僧。其理想的建僧大业，始终未能实现，反而招来不少的毁誉。但太虚的志向未尝少必，因为他的变革的赣皆从佛教根本信念流出，而非其它，故而能逆流向上，精进不懈。太虚的革新僧制的实践证明，佛教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应时代的需要，同时又应考虑到当时佛教的实际状况进行操作，否则，无论是超前还是滞后，其具体的实践活动都将难以奏效，这是留给后人的有益的经验教训。
印光大师（1861-1941）：讳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近代著名的净土宗高僧，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俗姓赵，名绍伊，字子任。陕西合阳陈村人，幼时聪慧，随兄熟读儒书，颇以孔孟之道为自任。受韩愈、欧阳修等大儒辟佛思想的影响而批判佛教。至十五岁后，数年之间因病所困，偶读佛经，始悟前非，乃洗心革面，回心向佛。清光绪七年（公元 1881年）师二十一岁，往投终南山五台莲华铜寺，礼道纯和尚剃度出家。次年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印海律师座下。
印光大师生来便有眼疾，几近失明，后于湖北莲华寺帮忙晾宋体晒经书时，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即是当生成就、了脱生死之要道。因为眼疾，乃悟县为苦本。感悟到若要离苦得乐，势必专修念伟法门为是，即于闲时。专念佛号，纵是忙于事务，也心不离佛，后眼疾痊愈，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便肇始于此。
印光大师修净土，久而弥笃。光绪十二年（1886）二十六岁时，慕名北京怀柔红螺山资福寺为净土专修道场。便往亲近善知识，取继承东晋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创导的净宗遗风之意，自号专修念佛法门，使得净业大进。除此之外，师于红螺山历任上客堂香灯、蔡元等职期间，深入经藏，研读大乘经教以为助行，与念伟之正行互补，得以圆成净业。
光绪十六年（1890）师转居北京龙泉寺、十七年（1891）住于国广寺。光绪十九年（1893）时，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之请。护送藏经南下，后便常住法雨寺. 师于寺中精勤修持，念佛不懈，深受大众敬重。众等便诚请大师讲法以利群机，师辞不过，乃为开讲《阿弥陀佛经便蒙钞》一座。嗣后，便谢绝众缘，于珠宝殿侧掩关修行，连闭两期，为时六年。于关房中自书"念佛待死"以自策励。出关后，曾出外住茅篷，未几，源如法雨寺居之。光绪三十年（1904）师四十岁时，因谛闲法师为浙江温州头陀寺迎请藏经，又为之助理一切，事毕师仍回法雨寺。师在此出家二十几年的光景里，始终韬晦，不喜结交，不好名闻利养，惟有用功不止，精进念佛，以期克果。其后近十年间亦复如是。全身心地念佛修行，终得念伟三昧。
民国纪年，（1912）师年五十有二，高鹤年居士取大师文稿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读者虽不知为谁，而文章中所显义理己足以引发见闻者生信念佛。延至民国六年1918），徐蔚如、周盂由诸居士得读大师文稿，甚感希有难得。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师的文稿，题为《印光法师文钞》而刊行之。徐蔚如居士于文钞之跋中赞言：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其后数年间，复为增广大师文稿，由中华书局印行，名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大师的文钞，正如徐氏跋中所言：无一语无来历，深人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不单是在佛理上精辟入理，，就是一般世俗道理，亦即兼而融会，凡是能使闻者改恶修善，生信念佛者，不据一格为众宣扬法要。义理深契众机，且文法典雅，是以凡闻大师名者，人人必争请奉读师之文钞。因此之故，大师威名扬于环宇，渴望归依大师门下之善信人等，日益增多。有登门造访请求慈悲摄受者，有亲写书信乞赐法名者。一时间，做大师的归依弟子蔚然成风。前后二十余年来，皈依大师座下的信徒，无法统计、进而言之，受大师之教，而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西方净土者，亦难枚举。由此可见大师身传言教之功行实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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