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标榜“拷问历史”的余秋雨先生拒绝这样做呢？
为什么余秋雨会让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灵魂缺席呢？
这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吗？
“文革余孽”
近年来，许多“文革余孽”又开始重新登台亮相 。
沉寂了20年，他们依然还是不甘于寂寞，还是有那么多想说的话——假如他们要为当年的恶行忏悔，我举双手欢迎；然而，这群饱经沧桑的家伙们，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反而百般为自己辩解、开脱并不惜篡改历史真相，企图蒙骗后生小子 。这批文革余孽当中，有原来中央文革的核心成员戚本禹、王力等人，他们如同蛟龙重现江湖，大谈自己当年如何如何与领袖亲近，自己又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云云；也有江青钦点的作家浩然，他再次宣称《金光大道》是最了不起的作品，是最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而他本人是对文革中的表现是“问心无愧”的；也有“梁效”成员周一良教授，他口口声声地说“毕竟是书生”，自己是受骗上当的，虽然写了些批判文章，却谈不上干过什么坏事……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我不是说要剥夺他们说话的权利，但我认为必须对他们歪曲历史、掩饰罪恶、开脱自我的无耻行为保持十分的警惕并进行坚决的揭露 。
比这些人更聪明的另一个人，是在文革中也有过精彩表演的余秋雨先生 。他干脆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世纪之交跨过去，把过去的一切全都抛到脑后，管他是对还是错 。他的这一策略，使他与文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漠，最后仿佛真的跟文革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我曾经与许多跟我同龄的、或者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交流，他们丝毫不知道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听了我的介绍后如同听天方夜谭，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 。可见，余秋雨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
遗忘是人类保护自我的一种心理机制 。这本来无可厚非 。但是，“拒绝遗忘”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要求 。余秋雨先生在《三十年的重量》一文中，对自己中学时代的一篇获奖作文念念不忘，这是人之常情 。然而，让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他能够记得中学时代的作品，而完全忘记了青年时代所写的一系列御用的大批判文章呢？
当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 。这个写作组威震南方，与北京的“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三足鼎立，一时间，呼风唤雨，指鹿为马，无所不为 。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以“石一歌”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所谓“石一歌”者，意思是11个人 。（当然，由于前前后后人事方面的变动，“石一歌”的人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11个人 。）这个笔名与北京的“梁效”有异曲同工之妙 。（“梁效”者，“两校”也，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余秋雨少年文章，名动公卿，当然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 。于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合，他成为“石一歌”中最年轻的、“立场坚定”、“有一定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 。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 。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 。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去世和文革的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于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他写作大批判文章的才华并不比姚文元低，假如被领袖看上，定然青云直上九千尺 。
我重提这段往事，并不是故意与余秋雨先生过不去，或者抖出他人的隐私来给今天的人们好看 。当年参与文革写作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想，作为一个入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是可以原谅的——在那个既“封建”又“法西斯”的时代，人的选择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 。在“生存”还是“毁灭”的两难之间，绝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生存”——即使是屈辱的、违心的、苟且的生存 。设身处地地替那个时代的人们想想，确实是“选择之难，难于上青天” 。假如让我生活在那个时代，当专政机器用装满子弹的枪口对准我的脑袋，逼我写文章的时候，我会不会写呢？坦率的说，我很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可能会写 。所以，我认为，过分地在道德上对逆境中的人的选择苛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然而，当事情过去以后，自己应当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呢？是忏悔、是反思，还是遮掩、伪饰？我认为，对过去的事情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比事情本身更加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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