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崇洋媚外诗词你对现今社会崇洋媚外的现象怎么看( 八 ) 警惕崇洋媚外诗词

90年代文化思想的平庸和苍白，掩盖不了社会现实巨大变革的可能性。半个多世纪以前，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敏锐地感受到自己民族面临着一次十字路口选择的机遇和危机，因此他写下了一部伟大的作品《你往何处去？》。这部巨著不涉及当下的现实，而是把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作为重建新文明的第一步。他提出的问题对整个波兰民族来说是极其严峻的——“你往何处去？”其实，当今的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几乎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都在思索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问题。余秋雨比大部分人先走了一步，他深知，如果没有对历史进行一场全新的拷问，将无法回答这个巨大的难题。他虽然没有写出像显克微支《你往何处去？》这样的作品来，但是他在《文化苦旅》等散文集中所作的思考，显然是竭尽全力的，这一态度也让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感动并对作者产生某种程度的敬意。因此，学者张伯存先生评价说：“在求索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上，在反思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历史命运上，余秋雨是一个拷问者，他有着拷问者的焦灼、痛苦和愤激。”（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
既然是“苦旅”，那么在余秋雨的笔下，反复出现了许多悲剧事件与悲剧人物。在悲剧人物当中，尤以读书人为其关注的重心。余秋雨在拷问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时，的确显示出“下笔力透纸背”的功夫。然而，正是在这一面表现得太突出了，另一面就显得失衡了——1949年以后的历史在何方？作者自己在何方？我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很少读到他对1949年以来的历史的反思，很少感受到他有直面自身心灵世界的时刻。两个巨大的“空洞”导致了我对余秋雨散文的怀疑。余秋雨在文字中扮演的是一个万能的“神”的角色，对他人指指点点，而自己绝不与读者“同呼吸共命运” 。
一面重，一面轻，结果自然是天平失衡。真正的拷问者，自己也应当同是受拷问者。由于“受拷问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来能够达到的思想力度严重被削弱了。历史出现了断裂，人格出现了断裂。对此，张伯存先生指出：“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他高贵的文化人心态不能不成为他传播文化时的一丝心里障碍，同时也疏远了他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张伯存先生说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他进一步的分析则显得遮遮掩掩，似乎存在着“为尊者讳”的心态。
从逻辑上说，因“高贵”而“疏远”的说法是不成立的：高贵的形象并不是通过对自身的遮掩来确立的。尤其在文学领域，伟大的作家们往往都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真诚”——真诚地向作者袒露自己的心灵，包括自己心灵中的善和恶。俄罗斯大文豪们，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无不是将自己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对自身恶行的暴露中，完成对自我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从而走向灵魂净化和舒生之路。让读者认识到自己不是圣人、不是完美的人、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人，这不仅不会损害他们的高贵，反倒成就了他们的高贵。所以，我认为，在余秋雨的作品中，自我灵魂的缺席，并非简单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而还存在着更加深刻的原因。就连郁达夫也勇敢地袒露自己被欲望所淹没的风月生涯，那么余秋雨究竟要掩饰什么呢？难道他还存在着比这更难以直面的往事吗？
同样是历史的拷问者，与余秋雨相比，鲁迅先生不仅把手术刀对准别人，也对准自己——更多地对准自己。鲁迅在一篇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于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行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无目的，只是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状态上，表现出人们的心来。这确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拷问者。”鲁迅先生自己也是这样开始与走完艰难的文学道路的。他论事论人固然是苛刻的，但对自己更加苛刻。鲁迅在思考中国的苦难时，把自己放置到苦难之中。奥古斯丁说，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的区分，只有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未来的现在之分。过去和未来是现在意识对时间的折叠。因此，鲁迅深深地扎根于现在之中，正视自己内心恶的“基因”或者“诱因”，并抑制它在“现在”发作。他一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部的小人们，而是内在于他的那条“大毒蛇” 。他一生都在进行着深刻的抵抗，即“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对罪恶的抵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们，都在一点一滴地挤出自己骨髓里的毒素，向着健康的人性一步一步地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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