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写的诗词赋文中对佛道儒的看法佛道儒( 七 ) 苏轼关于儒释道的诗词「问人人知识网」

在《醉白堂记》一文中，他借称颂韩琦来表现自己的处世态度：“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
”这完全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思想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
《庄子·齐物论》主张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齐寿夭，认为“道未始有封” ，即认为道是没有界限差别的，认为任何事物的差别和人们认识的是非，都是相对的。
苏轼所表现的，实际上就是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
而在《超然台记》一文中，他更阐发和推崇那种超然物外的思想，他说：“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
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是谓求祸而辞福。
……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
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
”他认为美恶齐一，因而无所谓“去取之择” ，这样就可以“游于物之外”了。
而他之能“无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可见他的乐天派的性格和生活态度，确实跟庄子齐生死、齐得丧、等富贵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但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上，而且主要在身处逆境需要排解内心苦恼的时候；而在牵涉到政治，牵涉到国家的治乱兴亡时，他又是排斥和批判佛、老的。
苏轼对于儒道释三家都有着相当深度的研究，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渗入到他的思想中，而他自己则始终在三者之间徘徊。
佛家要求人以出世之身怀入世之心，道家提倡人以入世之身行出世之事，而儒家则事以入世之身行入世之事。
苏轼在当时那个处境，应该还是很想入世，济世为怀的。
但是现实不允许他太过积极地入世——太多的人在等着抓他的痛脚呢。
而他也不会将有用之躯投入空门中，更不会傻傻的慢慢的将入世之心变成出世之心。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聪明而折中的态度：以半出世之身怀入世之心行入世之事。
他所行之事已经是需要相当强硬的行为的了，如果连当时的人生态度都是相当强硬的话，那就非常偏激和危险了。
正是有些消极的思想中和了他的行为，使他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理性；也正是随遇而安的思想，才能让他安于被贬，不会不断地强烈地期望复官、复俸；才会开始反躬自省，开始思考；才会出现像前后《赤壁赋》这样光芒四射的作品，才会将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内涵完全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他调和儒学和佛、老思想之间的差别和矛盾。
他认为佛、老思想同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有其相通之处。
在《上清储祥宫碑》一文中，他说：“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
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
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
”他批评《史记》中所说庄子诋訾孔子之徒是并不真正了解庄子，实际上“庄子盖助孔子者” 。
“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意即实际上赞同而文辞上不赞同），阳挤而阴助之。
”在《南华长老题名记》一文中，他甚至认为“儒释不谋而同” ， “相反而相为用” ，并且肯定南华长老认为佛家虽是出世的，但与入世的儒家实际相通不悖的思想：“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
”本来是很不相同的，他却极力调和，可见他在自己的思想中是要努力使儒、释、道三家熔于一炉。
对韩愈他是十分尊崇的，却批评他固守孔孟而不能吸收杨、墨、佛、老之学。
他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
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

苏轼写的诗词赋文中对佛道儒的看法 佛道儒( 七 )

苏轼写的诗词赋文中对佛道儒的看法佛道儒( 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