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施耐庵就是直接照抄话本底稿的 。
简短的结论：综合诸多材料来进行分析，《水浒传》并非成于一时，也不是作于一
人之手；从宋代到明代，有许多通俗文学家对这部小说进行过增润修饰，其中施耐庵可
能是“总其成者”，贡献最大 。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
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
在清代和在民国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
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 。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
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
施耐庵 。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
人 。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
刻的印象 。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
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
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
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
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
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
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
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
（三）施耐庵撰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
、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
》、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
载 。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 。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 。
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 。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
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 。第三种说法，首
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 。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 。因此，从它们
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
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
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 这倒不一定 。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 。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
作者 。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 。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
形式上完全不用 。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 。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 。说它们出于同一
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
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
比较可靠的 。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 。但缺憾在于，它没
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
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
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 。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
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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