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柳亚夫郭沫若诗词的特点( 五 ) 毛泽东与柳亚夫郭沫若诗词的

毛泽东1961年11月17日的和诗云 “僧是愚氓犹可训”，说唐僧虽是愚蠢之人但还可以批评教育，这显然是针对郭沫若诗“千刀当剐唐僧肉”一句而来。毛泽东将唐僧正要被妖精千刀剐肉当成唐僧真值得千刀万剐，因而批评郭氏的态度过于偏激，把“犹可训”的“愚氓”当成“必成灾”的妖精、鬼域。然而，根据上文对郭诗的分析，毛泽东的这一和诗实际是误解了郭诗之意而引出的。
如果毛泽东只是一般的人，当郭沫若读到其和诗后，大可做些解释以说明自己的本意。但毛泽东实非一般人，60年代初期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关系也实非一般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而毛泽东的和诗也并非用正常方式直接寄给郭沫若，却是在广州由康生抄示的。在这种情况下读到毛泽东的和诗，郭沫若又怎能为自己辩解，说主席理解错了呢？因此，他只有将错就
错，顺着“僧是愚氓犹可训”说“僧受折磨知悔恨”，借唐僧这一角色向毛泽东作检讨。毛泽东看到康生送来郭氏的和诗后，自是非常满意，回答说 “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云云，直接点出了“僧是愚氓犹可训”的本意。以政治智慧高屋建瓴地折服学术权威，是毛泽东一贯引以为豪的。
说毛泽东误解了郭沫苦诗的本意，最大的反证是郭沫若在其《“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诗》一文中的现身说法。郭沫若明明说“看到舞台上的唐僧形象实在使人憎恨，觉得他真是值得千刀万剐。这种感情，我是如实地写在诗里面了”，“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的看法”，这怎么解释呢？笔者认为，郭沫若的这些话很有可能是言不由衷的。为了维护毛泽东一贯的权威，为了突出领袖的英明，郭沫若在当时的情势上，说一些违心的话，是完全可能的。为了“革命”的需要，毛泽东的许多同志，就是连刘少奇、周恩来在内，也都认过许多违心的错。而在”四人帮」被打倒后，临死还留下遗嘱，要将骨灰撒在大寨虎头山上的郭沫若，其对毛泽东的驯服，是不亚于任何人的。因此，他不辩释毛泽东误解他的诗作而自认有错，这其实是在那个特定时代里的一种必然态度。经过“文革”之厄的人，对此都是深有体会的。
假如郭沫若当时有日记留下；假如郭沫若在当时的环境下敢于在自己的日记里写真话；又假如这种日记日后会公诸于世，那么，笔者的这一分析也许会有可能得到验证。但是，就
是没有这些，我们从郭沫若的原诗里也还是能看出隐情来的。
如果笔者的分析是可倍的话，毛泽东和郭沫若关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唱和诗作就确实在诗坛上留下一段“佳话” 。弄清了这一段诗中的隐情，我们便更能体会在那个特定时代中特定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毛泽东、郭沫若这两个著名人物的认识也就更深。
注：最先提出对“千刀当剐唐僧肉”应作别解的是吾友李申博士，本文系受他的启示而作。特志于此，以示不敢掠美。
[1] 见郭沫若：《“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人民日报》， 1964年5月30日，第七版。
毛泽东和郭沫若是什么关系》？郭沫若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
郭沫若与毛泽东的结识也是在风云际会的1926年仲春时节的广州。郭沫若在七月从军北伐前的几个月里，与毛有过几次交往，主要是毛泽东请郭沫若去由他主持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一向看重实际斗争的毛泽东大概不会以纯粹的文人视之吧。有趣的是，在郭沫若的眼中，“农民运动大王”的毛泽东居然是“如妇人好女”般的“文士” 。郭沫若在三十年代中期流亡日本时所撰写的自传《创造十年续篇》中，有形象的绘状，字里行间，对毛泽东的沉稳、谦挹颇怀好感。因为是以平视的心态写来，颇为真切。这样的文字，在后来满怀崇拜之情的驱使下，当然是不可能再有了。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著名的讲话，郭沫若在听了这个讲话精神的传达之后，说了“有经有权”四个字。这表明郭沫若不只是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家，更是一个在骨子里认同文学的“言志”作用的革命活动家，也是一个能看出毛泽东讲话中哪些是长远起作用的根本指导方针，哪些是适应抗战现实需要所提出的权宜之计的政治家。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对郭沫若的“有经有权”的评价十分欣赏，深有知音之感。
也是因周恩来的耳濡目染，郭沫若意识到毛泽东不但是政治和军事战线上的领袖和统帅，也是文化战线上的司令。郭沫若明白，没有中共的作用，自己在文化界不可能成为“班头”，而自从南昌起义南下途中经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之后，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