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在诗歌创作中有哪些作用( 四 )


鉴于我想写的东西是屈原作品中的香草美人,于是我引的是胡适先生提出的第四个否定:〈〈楚辞〉〉的文学价值 。他说,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 。如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本是白描的好文学,却被旧注家注上“言君政急则众民愁而贤者伤矣”(王逸)“喻小人用事则君子弃逐”(王臣)等等荒谬的理学话,便不见他的文学趣味了(胡适文章话) 。下面他还举了一段例子: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堞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者兮远者 。
洪兴祖注曰:既诒湘夫人以袂堞,又诒远者一杜若,好贤不已也 。
或五臣注曰:袂堞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复背以,无所用也,友弃遗之……杜若以喻诚信:远者,神及君也 。
……
最后,胡适先生还提出我们必须推翻屈原的传说,打破一切村学究的旧注 。从〈〈楚辞〉〉本身上去寻找他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文学价值可以有恢复的希望,
所有的这一切彻底地推翻了我二十年来所学的关于屈原的知识,令我怀疑屈原的价值到底有没有老师传授给我们的那么高?屈原作品中的香草美人仅仅是香草美人吗?难道屈原仅仅是喜欢香草美人,喜欢美的东西,在美的东西里面,他没有寄托自己的思想吗?香草美人仅仅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香草美人吗?屈原作为当时有名的诗人,他的作品难道没有寄托他的思想的?孔子说:“诗以言志 。”我觉得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
翻开历史,屈原生活的时代是七雄争战的时代——一个剧变的时代 。齐、楚、燕、秦、韩、赵、魏七国争雄的形势,变革与反变革的冲突,士阶层的活跃,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等等,是产生屈原的大背景 。战国时期是我国知识文化长足发展的时期,也是“士”阶层特别活跃的时期 。
让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楚国文化 。据〈〈史记.楚世家〉〉司马迁说楚族的来源有四个,一从北来,祝融的后代;一从西来,夏王朝的后裔;一从东来,是淮夷;一是土著,属苗蛮 。这些都是从文献资料、神话传说、考古收获中找到的,还须进一步研究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楚文化是多源的,是经过长变迁的、融合形成的(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潇兵〈〈楚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姚汉荣、姚益〈〈楚文化寻绎〉〉(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均主张楚文化是开放的、多元的) 。
关于屈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中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国姓,为楚淮王之左徒,博闻强识,名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
可见,屈原与楚王共祖,他受到楚国最深层的教育 。这样一个人,难道他写出的诗中景只是景吗?况且古代的诗歌中注重意境的营造,情景交融,寓情于景是诗歌最常用的手法 。于此,我认为香草美人对于屈原是有深刻含义的,这直接与诗歌所揭露的思想有关,也与当时的楚国政治有关,也是最能体现屈原诗歌价值的地方 。
《离骚》最后说:“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可见“美政”是屈原的向往,也是他的政治原则 。《离骚》整篇可见香草美人的诗句,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又如:芳与泽其糅有兮,惟昭质其犹未亏;再如: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
难道这些贯穿整篇的关于香草美人的诗句,都是诗人为了增加诗歌的字数而写的吗?那么后面的“美政”,他又用什么论据来论证呢?“美政” 。与香草美人是分不开的 。《离骚》前面大量叙述的香草美人都是为了最后“美政”的提出做铺垫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香草美人也带上了政治色彩,是屈原政治理想的化身,以不在是纯粹意义上的香草美人了 。
而且屈原的“美政”思想并不是他独创的,与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文化氛围分不开的 。《老子》六十二章说:“美言可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在《荀子.儒教》也有“美政”一词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则美俗” 。美与善是可以通用的,这里不用“善政”而用“美政”,是强调程度上的区别,美较之善意味着更高的追求 。屈原的美学思想是追求纯美的,他总是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所以“美政”便是一种理想的政治,而最能把“美政”寄托的外在形式非香草美人莫属 。
综上所述,屈原作为一个两千多年来被人们口头相传的伟大爱国诗人,这一地位我们是不可否认的 。屈原所追求一生的的理想——“美政”,与他诗歌中所采用的意象——香草美人,是分不开的 。如果只从表面意思上看屈原诗歌中所描绘出来的图画,那么,屈原作品的艺术价值明显要低一级,我们的理解也是肤浅的、错误的 。诗歌总要表现一个时代,评价一个诗人引藏在诗歌中的思想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香草也好,美人也罢,最终都要剥下它们华丽的外衣,向我们展示诗人所赋予它的精神灵魂,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美的享受,更是灵魂深处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