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夫妇的十次重生( 五 )


“有肾源了,你们想不想换?”电话那头的医生问 。“换,肯定换啊,我们等了两年多了!”
原本开到凌晨2点的宵夜摊,晚上11点就关了 。第二天,天微微亮,弟弟就开车把他们送到合肥 。医院大厅,十几个跟刘大勇一样的患者在排队等着抽血配型,最终会有4人接受刘志强夫妇的捐赠 。
从47382人到最后的4人,刘大勇幸运地成为那“万分之一” 。
“当时既想配型成功,又很害怕 。”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在60%左右,刘大勇站在妻子背后,心情复杂 。医生开玩笑,“是不是有人逼你来的?怎么躲在后面?”他尴尬地摇摇头 。
刘大勇成了那幸运的1/4 。配型成功后按照排位,刘大勇本是第一个做手术的人,护士递来蓝色的病号服,让他去卫生间换上,因为害怕,他磨磨蹭蹭十几分钟才把病号服换上 。出来时,其他患者早已到场,他变成最后一个做手术的人 。
“我想喝水 。”这是刘大勇手术后醒来的第一句话 。对于一个尿毒症患者来说,水是极奢侈的,有时候渴得不行了,也只能喝一小口润润嗓子 。
护士端来一杯水,刘大勇用吸管抽了两口,“那是重生的感觉 。”
人们在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献花 。受访者供图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手术两周后,刘大勇回到家中 。出院半个月,他重了十几斤,脸色也红润起来 。
他从宵夜摊的帮工变成了主力 。有时候,他会想起给自己捐献肾脏的人,“都是安徽人,他们会不会也喜欢吃淮南牛肉汤?”他决定好好爱惜这颗肾脏 。开货车和做餐饮都太辛苦了,刘大勇想再找一份工作,“挣钱是次要的,健康第一 。”
明年6月,刘大勇会和另外3名“肾友”回到安医大一附院一起过生日,并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 。这家医院有个传统,为同一天做移植手术的患者庆祝“重生”,给他们送上蛋糕和贺卡 。
“我们不会忘记器官捐献者,也希望受捐者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健康 。”肾脏科护士长杨巧兰组建了多个“肾友群”,指导移植病人的用药和康复,也会定期对他们进行回访 。
器官移植后,大部分患者的生活都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在接受刘志强夫妇器官的10名患者中,8人逐渐康复 。但一名眼疾患者在移植后恢复不佳,无奈进行了二次移植,还有一名肝病患者手术后因感染离世 。
器官捐献员李春伟仍每天奔波于各家医院,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器官捐献的缺口还很大,我们的工作形势依然很严峻 。”
李春伟曾遇到一个40多岁的肝脏衰竭患者,直到逝世也没等到合适的移植肝脏 。病重时,他对妻子说:“如果哪天我不行了,看看能不能把我的肾捐出去 。”
今年3月,那位病人因肝衰竭离世 。他的妻子拨通了李春伟的电话,希望能捐献丈夫的器官 。“作为患者家属,我们知道等待合适的器官有多不容易,如果能帮到别人就足够了 。”最终,这名逝者的肾脏救了两名尿毒症患者,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签订了志愿器官捐献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