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的倾城之恋( 六 )

从北平到四川,是一段漫长的跋涉。1944 年夏天,程季淑一家由其堂弟道良护送,从北平乘车南下。由徐州转陇海路到商丘,由商丘到亳州,这是前后方交界之处。此后,程季淑带着3个未成年的孩子,坐独轮车、搭闷罐车、乘公共汽车,一路颠簸,夜以继日,终于抵达目的地。难以想像,这个柔弱的妇女身上竟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团聚之后,夫妻达成共识,即:在丧乱之时,如果情况许可,夫妻儿女要守在一起,千万不可分离。
第二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梁实秋和程季淑又辗转返回阔别已久的北平,本以为从此可以安心过上好日子了,谁知内战又起。到了1948年,平津战役拉开序幕。因为立场问题,梁实秋只得撤离。程季淑要为三妹亚紫处理房产,不得不留下来。梁实秋不舍,程季淑毅然决然告诉他:“急速南下,不要管我。”战乱之中房子不好卖,买方多有刁难,最后逼得程季淑说了狠话:“一个人做事要凭良心,我们两人谁若是黑了良心――你听外面正在开炮――谁就不得好死。”对方这才软下来,说:“唉,你这是做什么,有话好说,别赌咒啊!”交易才算顺利完成。此后,程季淑一个人乘飞机、搭车、坐船,辗转来到广州,再次和梁实秋团圆。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夫妇患难与共,总算有个心理安慰。
广州的生活相当艰辛。由于物价飞涨,每当梁实秋发了工资,程季淑就以最快的速度飞奔到银楼,将钞票换成银渣子。即使这样,她还时常接济逃难来的大学生。1949年,战火南移,梁实秋再次逃难,和程季淑带着小女儿文蔷来到台湾。
少年夫妻,老来佳侣
梁实秋进入台湾师范大学任教。程季淑继续做家庭主妇,大女儿和儿子留在了大陆,此后一别就是20多年。程季淑直到临终也没见到儿子和大女儿的面,她把所有的精神寄托完全放在丈夫和小女儿文蔷身上。洒扫庭院,料理吃穿,可谓无微不至。
其间梁实秋由于饮食无度,运动太少,得了糖尿病,程季淑引咎自责,认为自己所调配的食物不当,四处讨要治疗糖尿病的药方,向人请教如何改善饮食结构,把供应梁实秋的碳水化合物食物减少到最低限度。梁实秋喜欢吃炸酱面,平时至少要吃两大碗,程季淑给他改为一大碗,而其中三分之二是黄瓜丝、绿豆芽,面条只有十根八根。一顿饭以两片面包为限,并大量地吃黄瓜拌粉。有时梁实秋不得不参加一些应酬,为避免梁实秋在酒席上大吃大喝,就给他口袋里放一个三明治。别人饮酒吃菜时,让梁实秋以此充饥。在严格的饮食控制下,梁实秋的病再也没有恶化。程季淑感慨地说:“有一些所谓‘职业妇女’者,常讥笑家庭主妇的职业是在厨房里,其实我在厨房里的工作也还没有做好。”但梁实秋认为,她做的已经足够好了。不过从这句话里也可以看出,程季淑把家庭妇女当成了自己的职业,从家庭分工来看,她确实是以支持丈夫为核心,把自己和丈夫紧紧绑在一起,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有一次,文蔷看到一张字条,上面是程季淑的笔迹:“别忘了我自己” 。还有一次,程季淑给文蔷写信,信中说:“……你别像我似的,一辈子就没放肆过,小时不能玩儿,大时不能玩儿。现在老啦,拘谨成了天性,让我狂欢一下,也狂不出来了。好像老太太的脚趾头,弯曲了一辈子,再让它直也直不起来了……变成了长期的郁闷,非常苦恼。”这说明她也有过心理矛盾,也曾审视自己的内心。对于一个知识女性来说,终生围着锅台和柴米油盐打转转,并隐忍于此,力争将其做到极致,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