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笔录多久消除(录口供的时候警察吓你)( 十 ) 就非法口供|以”在肉体上或

在实践中，“重复自白” 有多种类型，包括同一机关同一审讯人员获得的重复自白、同一机关(部门)的不同审讯人员获得的重复自白、不同类型机关(部门)的不同审讯人员获得的重复自白，以及在发现审讯非法的情况下，为解决证据合法性、真实性问题，侦查或批捕审查、公诉机关重新审讯获得的自白等。重复自白证据能力确认的关键，是非法获取的供述与后续供述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 —如果前者效力延及后者，则应否定重复自白的证据能力;如果因果关系阻断，或因自白重复过程中产生“稀释效应”，违法性被稀释到足以容忍，则可确认其证据能力。
如何对待重复自白，学理上有两种主张，一种是严格执行排除规则，认为构成排除条件的口供非法获取，本系取证严重违法，因此产生波及效，后续同类自白皆不能接纳；另一种主张是区别对待。即视违法情节严重性，以及阻断因果关系的可能性而定
笔者曾在探讨 “两个证据规定” 的规范与执行中的证据问题时，就重复自白问题主张区别对待，参照国外相关法制与法理，设定三个条件，一是取证违法的严重性。如触犯排除规则非法取证，则适用“毒树之果” 理论，产生波及效。原则上侦查、控诉机关的后续口供均以波及效为由予以排除。如属普通违法，则产生稀释效应，“重复自白” 可以使用。二是取证主体的改变情况。在实践中，侦查、控诉机关由于受到角色限制，为控诉需要，通常是以巩固原有罪供述为讯问出发点，因此即使讯问主体变化(公安刑侦部门到检察机关，或纪委到检察机关) ，但波及效明显，口供笔录虽然维持，但不一定反映嫌疑人、被告人的真实意思。但如法院作为中立主体讯问，在符合讯问要求的情况下，被告仍然承认有罪，这种口供可以作为定罪依据。三是特定的讯问要求。中立的司法机关在讯问时说明其中立客观性，同时说明被讯问人的权利和责任，允许被告人作有罪供述和无罪辩解。此时，波及效可能因此中断，被告所作的有罪供述可以作为定罪依据。
上述观点从学理上讲应该说有一定根据，也是其他有些国家处理重复自白的主导性做法。但提出后有学者提出质疑。如万毅教授称，以取证主体的根本性变化为中心确定的区别对待方式，不一定适应中国刑事诉讼。因为我国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奉行的是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的原则，三机关同质性较高，而且形成 “流水线作业式” 办案模式，检察官中立性不足，法官亦同，且有重大案件政法委协调办案制度。在这种同质性较高且追诉倾向较强的司法体制和办案模式下，前一阶段(侦查)诉讼主体的行为和结果，很容易为后一阶段(起诉、审判)诉讼主体所认同，单纯变更取证主体，恐无法有效切断先前刑讯逼供行为的影响。而从实践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频频发生的刑讯逼供案，如赵作海、佘祥林等案，均有多次供述，但被告人即使到法庭上也未翻供，盖因已经被“打怕了”。可见，在我国，单纯变更取证主体，无论是由检察官还是由法官来进行讯问，均不能完全抵消原有违法取证行为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中断原有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