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颍州诗词研究( 九 ) 苏轼在颍州诗词研究|

其文学成就曾引起当代和世后学人的普遍重视。
南宋的陆游、辛弃疾，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陈维崧、查慎行等都是明显受他影响的作家.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其诗境界开阔，题材广泛，内容深刻，风格自然奔放，圆美流动。
既有现实主义力作，如《五禽言》、《李氏园》、《荔枝叹》；又有浪漫主义佳篇，如《游径山》、《百步洪》，充溢着有磅礴的气概，又如《崇惠春江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写得清新明净，华美自然，尤其是后者更成了咏唱杭州西湖的千古绝唱，正如宋人武衍《正月二日泛舟湖上》所云：“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
”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对苏诗艺术风格的浪漫豪放评价道：“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 苏轼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之风，启豪放词派之先河，高远清新之意境，形成了豪迈奔放的风格。
他拓宽了词的题材， “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世概》），表现了全新的风貌。
苏轼的婉约词同样写得真挚细腻，深沉淳厚，回肠荡气，一往情深。
苏轼的散文更是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使他成了继欧阳修之后北宋古文运动的当然领袖。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
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
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
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
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
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
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
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
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