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颍州诗词研究( 六 ) 苏轼在颍州诗词研究|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
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
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
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 “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
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
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
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
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
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
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 ，崇尚自然，摆脱束缚，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
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
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
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
”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 ，是“唐宋八大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