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书论爱国诗词( 三 ) 康有为书论爱国诗词|

连州一带有许多历史遗址。
祖父经常带着他去参观，一边观看遗址古迹，一边谈古论今；遇到先哲、大儒和名土的碑帖诗文，就随时介绍，并且借题发挥，给康有为指点和启发。
在辅导康有为读书耐也是这样。
有一次，读到《明史》中的《袁督师传》，其中描写这位明末的大将长期驻守边防，曾经向崇祯皇帝提出抵御侵略的重要建议，可惜未被采纳，还受到排挤。
祖父对康有为说：这是因为明朝当权的人畏惧他的将才，所以才千方百计地排挤他。
康有为对这位大将的雄才大略深力敬佩，不禁感叹地说：＂假如他不被当权者所妒，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略，明朝也许不会有亡国之痛。
＂祖父这种把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的教育方法...
康有为的主张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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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惨败，既深深地刺伤了国人的民族感情，也进一步唤发了人们的觉醒。
关心国家前途与命运的人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在思考如何把中国引向富强之路。
维新之士康有为，力图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模式，通过变法维新全面改造国家，把落后的中国纳入近代化发展轨道。
康有为（1858-1927 年），广东南海人。
自幼便接受严格的传统经史教育。
光绪二年（1876年），受学于提倡经世致用的粤中大儒朱九江门下，此后又对道、佛等书籍潜心涉猎。
面对国家衰弱，民生多艰的社会现实，康有为早有“揽辔澄清之志”，欲以天下为己任。
光绪五年（1879年）后，在参加科举考试之余，康有为先后游历和考察了香港、上海等地，使他了解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先进，开始大讲西学，萌发了学习西方以革新中国的念头。
中法战争期间，清王朝的腐朽，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忧国之忱。
光绪十四年（1888 年）冬，康有为到京城应试，上书清廷（即《上清帝第一书》）。
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在陈述了国家面对的严重形势后，痛斥了朝野上下无视“大厦将倾”，只图“嗜利而借以营私”的风气，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
因守旧势力的阻挠，这些意见未得上达。
此后，他出京南归，在广州从事教育工作。
康有为一反旧式的传统教育，以培养维新人才为其宗旨，以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为讲学的主要内容，培养出梁启超等一批思想开阔、力求进取的青年才俊。
这些人才华出众、思想敏锐，后来大多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或是维新运动的骨干。
康有为讲学期间，又在梁启超、麦孟华的帮助下，写出并刊行《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活动提供了历史依据。
但是这两部著作的发表却对维新变法事业产生了不少不良的社会后果。
从学术层面看，这些著作牵强附会，可信程度很低；从实践的后果看，使反对改革者找到了最好的口实，攻击康有为离经叛道，要求连同康有为的其他正确主张立予禁毁。
一般的守旧者也视若寇仇。
而损害最大的是支持改革的中坚力量也因此心存芥蒂。
翁同龢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和军机处大臣，是连结维新派与朝廷的重要枢纽，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 。
管学大臣孙家鼐也上奏光绪帝“劾《孔子改制考》，并谓康某才气可用，以为宜如汉文之待贾生，老其才折其气而后大用之。
”地方大员中，维新不遗全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也是向光绪帝奏荐康有为其人，却对《孔子改制考》大加攻击。
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多方联络维新人士，强学会的活动和《时务报》都曾得到他强有力的支持，但张氏“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并坚决反对康有为用孔子纪年，康有为不听，最终使维新派失去了最具实力的支持者。
在民间，康有为的这些言行也导致本已薄弱的维新势力的分裂。
章太炎因不同意康有为“倡言孔教”，与康有为门徒发生争执，导致章太炎愤而离开《时务报》。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春，康有为来到北京参加会试。
当他得知《马关条约》的屈辱内容时十分激愤，遂与梁启超等鼓动 1000 多名各省举人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上书请愿运动，即“公车上书” 。
康有为用了 1 天两夜的时间，写出了 1.8 万多字的《上清帝第二书》，也称《万言书》。
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向光绪帝献出了救国大计。
康有为首先警告朝廷：“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