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书论爱国诗词( 四 ) 康有为书论爱国诗词|

”既表露了他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又告诫光绪帝已到认真对待的时候了！并提出了以“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为中心的一整套对策。
最后的“变法成天下之治”，是康有为这次上书的核心。
他认为不能墨守成规，必须变法维新，全面革新旧制。
中国所以战败受辱任日本国宰割，根本原因在于国力弱。
要立国自强，就必须“富国”、“养民”、“教民” 。
“富国”就是以西方强国为样板，效法维新致强的日本等国，大力发展近代工、商、农、矿、铁路、交通、教育、金融、邮政等事业。
“养民”就是为了创造更多、更精的社会财富以增强国力，应该仿照德、英等国，鼓励民众发展近代企业，并加保护。
而“养民”的关键又在于“教民”，把发展近代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视为使国家走向富强的重要条件。
他强调，惟有国家富强，使中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才能大雪国耻，耀我国威。
康有为还公开抨击专制制度，建议由士民自下而上公举那些“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为“议郎”，作为皇帝的顾问，随时“上驳诏书，下达民词。
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 。
这实际上是仿照西方国家议院的模式，既可使朝廷的专断受到一定的制约，又能改变君与臣、官与民的隔绝，保证变法维新的推行。
从而，即能“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上清帝第二书》是康有为革新中国的思想主张形成体系、走向成熟的集中体现，从革新原则以及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规划。
康有为的这次上书虽然仍未上达于光绪帝，但《万言书》却辗转“遍传都下”，在北京城内产生...
上海人如何评价康有为的书法康有为书法康有为在近代史上之所以暴得大名，得益于“戊戌变法” 。
这场发生于1898年夏秋之交、被概括为“百日维新”的政治变革，史称“康梁变法” 。
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去国离乡，流亡16年，历经三十二国，环球行程总计约6万里。
若干年前，《中国书法》杂志等权威媒体，曾评选20世纪中国十大书法家，康有为和吴昌硕、于右任、林散之等人赫然并列。
这对于一生投身国事、耽意“天游”，以“素王”“圣人”自居的南海先生康有为，算是好事，还是坏事？算是“工夫在诗外”，还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很明确：康有为“不务正业”的书法，绝不容人忽视。
康有为（1858—1927）是广东南海县人，字祖诒，幼有神童之目，读书日进，“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之后，则号称“长素” 。
尽管36岁方始中举，38岁才中进士，但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进程当中，康有为同样绝不容人忽视。
有着浓郁的哲学气质与强烈的权力欲望的康有为，在书法上也要争夺“话语霸权”，他同时还是一位书法理论家。
清末民初之际，康有为全力提倡“尊碑卑唐”、“尊碑抑帖” 。
这一点主张，对于中国古典书法思想的影响，其振聋发聩，实在不亚于康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撼动。
康有为的书学名著《广艺舟双楫》，而立之年已经完成。
他继阮元、包世臣之后，再度极力标举碑学，将魏碑、北碑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
所谓碑刻“十美”，可以概括为：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志奇逸、精神飞动、天趣酣足、骨气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
这些，既被康有为奉为书法的圭臬，也是他自己创作实践的追求。
康有为的书法，初视不甚平正和顺，细节处理甚至稍嫌刚糙与悍戾，与柔弱甜美的帖派书风形同冰炭。
但其放笔直取，一任霸悍，解衣磅礴，不拘小节，有动少静，敢作敢为……这份声威，一见夺目，再见惊心，非常“动人” 。
一如他的主张，一如他的思想，一如南海先生“目光炯炯如岩下电”的气质，让人过目难忘。
康有为的书法创作与他的书学思想，可谓手心相应。
这一点，也正和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活动紧密结合的行世风格，相映成趣。
康有为的书体，从碑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尤其是在《云峰石刻》、《六十人造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诸碑中，他涵泳沉潜，创造出独特的魏碑行楷——康南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