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悼念亡夫的诗词( 九 ) 诗经悼念亡夫的诗词|

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
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
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
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
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
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
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诗歌理论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
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
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
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
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
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
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
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
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
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
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创作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
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
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
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
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
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
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
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
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
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
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
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
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
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
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
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
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
《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
《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
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
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
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
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
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
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
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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