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纲目》读后感100字( 四 ) 纲目|通鉴|朱熹|赵氏|凡例|朱子「问人人知识网」

二《通鉴纲目》一书主要究竟是由谁而作，至今似乎还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朱熹一生花了20余年时间，在友人和弟子的协助下完成了这部史学著作，由于生前未能正式刊行，又由于最后一部分的修改工作是由其学生赵师渊帮助完成，所以此书刊行之后，社会上竟然流传着《通鉴纲目》并非朱熹所撰，他只是制订了凡例，其内容全为赵师渊所作的说法。明末张自勋作《纲目续麟》一书中己正式提出此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讲得就更明确，并且在《纲目续麟》和《御批通鉴纲目》两书提要中都作了论述，尤其是后者讲得就更加具体：“朱子因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作《纲目》,惟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纲皆门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则全以付赵师渊。”《四库提要》是官修的权威著作，既然作如此说法，儿乎已成定论，加之著名历史学家全祖望亦持此说，认为：“是书全出讷斋(赵师渊号) ，其本之朱子者不过凡例一通，余未尝有所笔削。”于是这一说法便广为流传。笔者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撰写《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时，尽管对此说并不完全相信，但由于自己未作过深入研究，也提不出相反意见，只是在书中写了“纲为朱熹自定，目为其门人赵师渊所作。”所以要这样写，因为纲的编定，涉及到强正统、定名分问题，这是他不满于司马光在《通鉴》中关于正统的一些做法，成为他编篡此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全书大纲只有由他亲自写定，方能达到这一目的，其它弟子是无法做到的。值得指出的是，全祖望所讲，亦并非有真凭实据，也是根据朱氏与赵师渊书信往来中推测出来的。而全祖望在《书朱子(纲目)后》开头还有这样一段文字：“黄斡尝谓《纲目》仅能成编，朱子每以未及修补为恨。李方子亦有‘晚岁思加更定，以归详密'之语。然则《纲目》原未成之书。其同门贺善争之，以为《纲目》之成，朱子甫渝四十，是后修书尚九种，非未成者。又力言朱子手著。”黄、李二人亦为朱氏弟子，明明讲的是“仅能成编”、“未及修补”、“思加更定，以归详密” ，其意很明显，都是讲书稿己完成，只是“未及修补”和“更定”而己，同门贺善亦争之，认为《纲目》“非未成者”力言朱子手著，但全祖望最后仅据“现朱子与赵师渊书”便得出“是书全出讷斋”的结论。这一做法，无疑是过于草率，对于黄、李、贺三人看法既然己经征引，总得应该表个态吧，在没有任何其它证据情况下，便直言“但观朱子与赵师渊书，则是书全出纳斋，其本之朱子者不过凡例一通，余未尝有所笔削，是左证也。”这一说法，迷惑性是相当大的，不知情者总都会相信，总以为他的结论是由朱子亲笔信所得出，因而对于相反的看法，似乎也就无需辩驳了。问题在于朱子信中并未直截了当作过如此说法，而是全氏以意推求的得，又无其它“左证” 。何况他用朱子之信也是用来作“左证”的，所以我们说他这种做法不免过于草率，人家并未讲过“是书全出讷斋”要你“左证”什么呢？但是，不管怎么说，由于前有权威的《四库提要》唱之于前，又有全氏和之于后，《纲目》一书并非朱子“手著”便成为挥之不去的定论了。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末，叶建华同志开始研究朱熹在史学上的贡献时，便发现了此说之不可信，于是便在我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一书中，对《资治通鉴纲目》写了评介。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是对该书的编篡过程进行论述和考证，文中多次引用朱熹和好友吕祖谦讨论编修《纲目》往来书信，其中有淳熙元年(1174)答吕祖谦书：“近稍得暇，整顿得《通鉴》数卷，颇可观，欲寄未有别本，候来春持去求是正” 。又在淳熙五年答吕祖谦书也说：“《纲目》近亦重修及三之一，条理整顿，视前加密矣。……但恐微细事情有所漏落，却失眼目，所以须明者一为过目耳” 。再如淳熙四年，答张敬夫书云：“《通鉴纲目》近再修至汉晋间，条例稍举，今亦漫录数项上呈。但近年衰悴目昏，灯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及早修篡成书，而多事分夺，无力誉写，未知何时可得脱稿求教耳” 。仅引朱熹以上三则给友人书信内容，就足以说明《四库提要》作者与全祖望所云都是绝对不可信的。叶建华在论述该书编篡过程时，还特地将其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写成最初草稿，第二阶段乃为完成“净本”(初稿）时期，第三阶段则为最后修改定稿时期。最后他指出：“我认为，朱熹编《纲目》，先有蔡季通、李伯谏、张元善、杨伯起等说明编成初稿，后有赵师渊等帮助修改整顿。赵师渊苛《纲目》与赵、李、张、杨诸人一样，只能看作是朱熹编撰此书的助手，一切还是昕从朱熹的指导” 。可见朱熹主编《通鉴纲目》，决不像我们今天那些挂名主编，他是实际参加了该书的编撰工作，从制订凡例，到列出大纲，从编写初稿，到修改定稿，都有他亲自的劳动成果，实际上当年只差一赞之功，就引来身后这么多议论。为了更加把问题说明清楚，叶建华同志特地于1994年在《文史》第39辑上又发表了《论朱熹主编〈纲目》一文，对于朱熹在编篡《通鉴纲目》中究竟做了哪些工作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和论述，用历史事实否定了《四库提要》的作者和全祖望所下的错误结论。并且指出：“朱熹编《纲目》共花了20余年时间，是基本上定稿，只剩一部分修改工作未能亲自完成。然而，由于《纲目》的最后一部分修改工作主要由赵师渊帮助完成，也由于《纲目》在朱熹生前未能正式刊行，所以书成之后，《纲目》非朱熹所提，朱熹于《纲目》至多只作了一个凡例，其内容均为赵师渊所撰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这么一来，总算将长期以来后人加给朱熹关于《通鉴纲目》编修方面的不实之辞，作了一次清除，还历史以本来面貌。由于这一不正确的说法影响非常之广，有必要在此再作一些概述，以作点适当的澄清。三《通鉴纲目》在朱熹在生前一直处在修改过程之中，直到他去世后10年，即嘉定三年(1210)方由弟子李方子参定刻印，起初纲、目、凡例还是分别刊行，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就曾这样说：“《通鉴纲目》59卷，侍讲新安朱熹元晦撰。始，司马公《通鉴》有《目录举要》。其后，胡给事安国康侯又修为《举要补遗》。朱晦翁因别为义例，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耍，而分注以各言，自为之序，乾道壬辰也。大书者为纲，分注者为目，纲如经，目如传。此书尝刻于温陵，别其纲谓之提要，今板在监中。庐陵所刊则纲目并列，不复别也。”至于《纲目凡例》迟至咸淳元年(1265)方由门人王柏刻于金华，其中原委王柏在《凡例后语》中均有说明，此后便将《凡例》、《纲目》一道合刻流传于世，直至明清，由于社会的需求，时有刻本问世，成为一部非常热门的史书。《通鉴纲目》自问世以后，所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欢迎，首先是全书强化正统思想，突出纲常名教。符合封建统治者的要求，这在封建时代许多人的评论中便可得到反映，因此，明清两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明宪宗成从化年(1473) ， “上命儒臣考订宋儒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尽去后儒所著考异、考证诸书，而以王逢《集览》、尹起莘《发明》附其后，至是上呈。”明宪宗还亲自为之作序“朕惟朱子《通鉴纲目》，实备《春秋》经传之体，明天理，正人伦，褒善贬恶，词严而义精，其有功于天下后世大矣。……是书所载，自周秦汉晋历南北朝隋唐以及五季，凡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间，明君良辅有以昭其功，乱臣贼子无以逃其罪，而疑事悖礼，咸得以折衷焉，伴后世为君为臣者，因之以鉴戎惩劝，而存心施政，青由正道，图臻于善泊，其于名教岂小补哉！然则是书诚足以继先圣之《春秋》，为后人之轨范，不可不广其传也。因命缮录定本，附以凡例，并刻诸梓以传。”这段议论，可以说代表了封建社会后期整个统治者的看法。不仅如此，同年11月，宪宗又命大学士彭时等编篡《宋元资治通鉴纲目》，宪宗“上谕”曰：“朱文公《通鉴纲目》，可以辅经而行。顾宋、元二代，至今未备。卿等宜遵朱子凡例，编篡宋、元二史，上接《通鉴》，共为一书。”彭时去世后，商艳接替主持编篡。至成化十二年书成，始于宋建隆庚晤，终于元至正丁未，凡四百有八年，总二十有七总，名曰《续资治通鉴纲目》。商艳等在《进续资治通鉴纲目表》曰“伏以经以载道，阐万世之文明；史以辅经，昭累朝之鉴戎。东鲁大圣删述于前，考亭大儒祖述二后，此《春秋》为经中之史，而《纲目》实史中之经。”这里可以看出，君臣之间一唱一和，宪宗曰：“朱文公《通鉴纲目》，可以辅经而行”商格则曰：“《纲目》实史中之经”也。这么-来《通鉴纲目》就轻轻地推上了神圣的地位。因此，其后不久，作过《通鉴纲目前编》的许浩就曾这样说：“及我末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表章《四书五经》，颁降天下，而《纲目》亦与，则视《资治通鉴》盖加显矣。”生活在万历年间的叶向高，在《重刻通鉴纲目序》中更加明确指出：“国朝列圣崇重表章，颁之学宫，令士子诵习，与《六籍》等。柄文者，必循以课士，宁独取其该洽，良以二千年来是非褒贬衷于是书，不可废也。”这些叙述足以说明，《通鉴纲目》到了明代，己被统治者推上了极高的神圣殿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己经无法与之相比。因为《通鉴纲目》不仅可以与《四书五经》并列，更重要的是“颁之学宫，令士子诵习”实际上是朝延行政命令在推广此书，其影响之大自然就可想而知了。而在社会上的地位之高，当然也就远在《资治迫鉴》之上了。进入清代，清圣祖康熙帝，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因陈仁锡刊本，亲加评定”(《四库提要》语) ，并为之作序。因为有了“御批”其身价自然就提高百倍，于是科举考试策论，概以本书为准。乾隆初年，高宗又命大臣编篡《通鉴纲目三编》，以续朱熹《通鉴纲目》和商将《续资治通鉴纲目》，以补有明一代史事，并于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成书20卷时呈，高宗亲自为之作序、参定。他在序中还说明为什么要续《通鉴纲目》，在这篇序中就非常明显的道出了统治者所以要推崇《通鉴纲目》的原因所在，那就是此书可以“明天统，正人心，昭监戎。”关于这一点“司马氏有不能窥其藩篱者” 。当然《资治通鉴》也就得不到有如《纲目》这样的荣崇。书成不久，因事迹漏落，地名、人名又多外误，遂于乾隆四十年(1775)命赫舒德重修，补遗纠谬，使端委秩然，而卷数比初编加倍。乾隆三十二年，高宗又命大臣依纲目体重修一部简明通史，名曰《通鉴辑览》，因高宗曾亲自核定和批注，故亦称《御批通鉴辑览》，全书160卷，附南明唐、桂二王事迹三卷。编年纪事，纲目相从，于音训典故与史实考证，则分注于其目之下。起自上古，迄于明未，是简明的编年体通史。其书虽是在前人旧史基础上删繁就简，但自定凡例，立有史料取舍标准，于数千年历史大事之原委始末，叙述简明，颇便于初学历史之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