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纲目》读后感100字( 五 ) 纲目|通鉴|朱熹|赵氏|凡例|朱子

至于民间所以欢迎《通鉴纲目》，关键在于简明与通俗，特别是提纲挈领，大的事件可以做到一目了然，这对于那些需要了解历史的人自然方便得多了，特别是适合于士人的科举考试。正如朱熹自己所说“此书无他法，欲其纲谨严而无脱落，目欲详备而不烦元耳。”尤其是全书卷供不大，仅59卷，为《通鉴》的五分之一，这自然就适合广大民众的需求，加之统治者又大力提倡，因此，问世以后很快得以广泛流传。特别要指出的是，《纲目》成书不久，便有遂昌(今浙江遂昌)人尹起莘著成《资治通鉴纲目发明》59卷，对《纲目》进行大力宣扬，尹氏在《纲目发明序》中说：“是书之作，其大经大法，如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懵伪，褒名节而黯倭邪，贵中国而贱夷狄，莫不有系于三纲五常之大，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先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者也。”这些议论，确实做到了为《纲目》发明义首的作用，所以魏了翁在《通鉴纲目发明序》中说“是书若行，《纲目》之忠臣也。”惟其如此，明清以来同样得到广泛欢迎。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曾有这样说明：“是书上自《纲目》篡成，仅三、四十年，或四、五十年，为发明《纲目》者第一部书，明清以来，翻刻不绝。”其影响之大，于此可见。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 ，望江人王幼学著成《资治通鉴纲目集览》59卷。此书“取朱子《纲目》，悉为训话，引喻证释。”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 ，永新人刘友益著成《通鉴纲目书法》59卷。刘氏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元代历史学家揭侯斯在《刘先生墓志铭》中曾有明确的说明：“以圣人之志莫大于《春秋》，继《春秋》之迹，莫尚于《通鉴纲目》。凡司马氏宣书而未书者，朱子书之：宣正而未正者，朱子正之。恐朱子之意不白于天下后世，乃著《通鉴纲目书法》59卷，盖历三十年而成。”而他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又对刘氏作此书的意图详细的论述了一番：孔子因鲁史作《春秋》，以为万世之法；朱子因司马氏《通鉴》作《纲目》，以正百王之统。此天地之经，君臣之义，而圣贤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谷梁》、《左氏》以下，无虑数十家，而义犹有所未明，疑犹有所未解者，鲁史不可复见，且圣人之制作也，后之羽翼《六经》者直莫如，朱子犹不敢言《春秋》，然《纲目》之作，非深得圣贤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如朱子。世之言《纲目》者，亦无虑数十家，既有《春秋》为之义例，又有诸史可以究其本末，且去朱子之世为未远，而又有亲及其门者。然言愈烦，义愈精，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能言未有若庐陵刘氏《纲目书法》者，其辞则《公羊》、《谷梁》，其义则《春秋》，而其志朱子也。从这段议论人们可以清楚看到，因为有了这部《纲目》，还在元代朱熹已经被推上孔子以后第一人也，而注疏发明《纲目》的著作，即在元代己经有数十家之多了，与言《春秋》的著作也已经相当了，其影响之大，自然可以不必多言了。由于朝廷和民间对此书都是如此重视和推崇，因此，宋元以来社会上便掀起了“《纲目》热”而这股“《纲目》热”几乎历元明清而不衰。这样一来，社会需求量自然大增，因而公私竞相刊刻，从而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版本。而社会上的许多书商，亦乘机争相刊刻，大赚其钱。为了争取读者，有的书商还将许多研究《纲目》著作的内容，汇刻于《纲目》之中出版。据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记载，先是宣德七年(1432) ，福建书商刘划将尹起莘《发明》、王幼学《集览》、汪光宽《考异》、徐昭文《考证》、陈济《集览正误》分别散附《纲目》每条之下或附各卷之末，由其同族兄弟刘宽在福建刊刻于世。而同时杨氏清江书堂亦刻《通鉴纲目大全》59卷， “盖杨氏见刘氏书颇获利，因增入刘友益《书法》，以与刘氏竞售。魏氏刻是书，后于刘、杨二家者约十余年，所以仅刻《集览》与《考异》者，盖择其最善者而刻之，欲以简易斗二家之繁博也。”可见书商们竞争之激烈己经达到如此之地步，而刻书之多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也要指出的是，自元以来，也有一些学者著书立说，或对《纲目》持有微辞，或考证其记载史事之差误者，如元代何中著《通鉴纲目测海》一书，则是“纠《通鉴纲目》书法之异同”；明末张自勋所著《纲目续麟》，则论证“《纲目》一书，非惟分注非朱子手定，即正纲亦多出赵师渊手，并让刘友益误以晚年未定之本，为中年己定之本。”清代则有陈景云《纲目订误》、冯班《纲目纠谬》、张庚《通鉴纲目释地纠谬》等。所有这些著作中，有的是纠正《纲目》本身的差误，有的则是对研究、注释、发明《纲目》之书进行纠误或批评，也有的则是对《纲目》作者、书法提出疑义。不论是那一种，总归都是因《纲目》而派衍出的这一书系，这一现象，以前的著作还是不多见的。这也说明，尽管有最高统治者在大力提倡和宣传，并不影响还会存在不同的声音。我们在上文中己经讲了，因为《通鉴纲目》中所讲述的思想、观点和内容，完全符合历代统治者的要求，是一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教科书，非常有利于封建国家的统治，因此，一直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推崇和提倡。而作为此书的著作者朱熹，在整个封建社会后期，也就理所当然的被推上了仅次于孔子的神圣宝座，享受到仅次于孔子的崇高荣誉。也由于《通鉴纲目》在编篡上确实具有它的长处，诸如纲举目张，简明扼要，明白易懂，可以做到一目了然。这就更加适合于社会的广大人群读史的需求，因为在我国古代社会里，从启蒙教育开始，就是通过从读史中来求得各种知识和伦理道德，乃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大道理，无一不是通过学习历史而获得。所以近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在《尊史》中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我国古代社会里，几乎人人都要学习历史，阅读历史，而《通鉴纲目》正好就成为比较合适的一部历史好教材。特别是那些尚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士人，更成为他们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凡此种种，正是宋元以来社会上所以会产生“《纲目》热”的原因之所在。四就在“《纲目》热”的影响之下，明代学术界有些人很快就从中得到启示，并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社会上非常需要一种通谷易懂的历史书籍，于是从明代初期开始，就有人从《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两部书打起了主意，最先出现的乃是对《通鉴》进行节略。当然，此事司马光自己就曾做过，在《通鉴》成书后，作过《通鉴举要历》80卷，《通鉴节文》60卷，则是以全书太详、目录太略而折中编成的。到了南宋又有多家对《通鉴》做节要工作，据《中国善本书提要》的《编年类》载有《增入诸儒集议资治通鉴详节》一书，《提要》曰：“原书不著编辑人姓氏。考《季苍苇藏书目》有宋版《通鉴详节》100卷，不著撰人；《传是楼宋元本书目》有宋大、小本《资治通鉴详节》各100卷，宋本下题吕东莱三字。按《宋史·艺文志》有《吕氏家塾通鉴节要》24卷，此本增入名儒集议，当在其后。”而《中国善本书提要》的《编年类》还载有《增入诸儒集议资治通鉴详节》一书，《提要》曰：“原书不著编辑人姓氏。考《季苍苇藏书目》有宋版《通鉴详节》100卷，不著撰人；《传是楼宋元本书目》有宋大、小本《资治通鉴详节》各100卷，宋本下题吕东莱三字。按《宋史·艺文志》有《吕氏家塾通鉴节要》24卷，此本增入名儒集议，当在其后。”而《中国善本书提要》的《编年类》还载有《增修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作者乃淳熙年间的陆唐老，《少微通鉴节要》、《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等多种，并且者为明刻本，特别是最后一种，还是“朝鲜铜活字本”可见流传之广。元代亦曾有《通鉴节要》、《通鉴事略》等书。到了明代，便有刘刻的《资治通鉴节要续编》30刊刻。这一系列删节《通鉴》的做法说明，就在《通鉴纲目》流行的同时，人们还在探索一种简洁易读的史书，但目光还仅是停留在对《通鉴》的简节上面，这种删节的做法，往往不仅影响历史事件的联贯性，而且也免不了要影响历史发展的完整性，何况这都还是在前人著作上面做些简单的文章。就如嘉靖三年(1524)刊刻的严时泰《新刊通鉴纲目等论摘题》、嘉靖十五年(1536)刊刻的戴瑕《新刊通鉴汉唐纲目经史品藻》和《宋元纲目经史品藻》，已经失去了简明历史的性质，况且也还没有摆脱对前人著作的依赖。于是怎样编写一部为广大社会人群所接受的通俗的历史读物，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迫切要求。“纲鉴”这类通俗史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其实只要你细阅读就可发现，实际上不过是“纲目体”变异而己，因为这一类书虽名曰“纲鉴”而其体裁仍为“纲目”而从史料记载和这类书籍的流伟来看，大多为有些学问的书贾自己所为，也有的则是邀请一些无名之士而编写，刊刻时则冠以某某名人所编篡。对此，当代著名学者王重民先生在所撰《中国善本书提要》中，通过对具体书的提要撰写，进行了剖析，如在《鼎镇赵日了凡袁先生编篡古本历史大方鉴补》的《提要》是这样写的39卷，卷首1卷， 12册(北大) ，明万历刻本。原题“明赵田袁黄编，潭阳余象斗刊行” 。卷3《周纪》题“宋谏水司马光《通鉴》，考亭朱熹《纲目》，明赵回袁黄编篡，潭阳余象斗刊行。”卷28《宋纪》题“元四明陈桂《通鉴》，明淳安商格《纲目》，赵田袁了凡先生编篡，潭阳余象斗刊行。”卷末有“万历庚戊仲冬月双峰堂余氏梓行”牌记。卷首有《凡例》云“《纲目》、《鉴》二书古未有合编者，合之者自荆川唐老师始” 。又云“周烈王以前，宋、元以后，《纲》、《鉴》俱未载，则用金履祥之《前编》，刘恕之《外纪》以开之于首：用陈桂之《续通鉴》，商辑之《续纲目》以绍之于终。”又有韩敬序云“书历三年后成，而老师[指袁黄]亦以是年绝笔，痛哉！闽建邑余君文台，慷慨豪侠，行义好施，凤与袁有通盟谊。其二三伯仲郎俱以文学名，而长君君及屡试辄冠，翩翩闽中祭酒，束装千里，来购是书，适师大归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