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纲目》读后感100字( 六 ) 纲目|通鉴|朱熹|赵氏|凡例|朱子

王先生在《提要》中摘引了如上内容后，接着便加按语：按此本当为余象斗第三刻。第一刻托名李廷机，第二刻又改从吉澄校刻本分卷[此本也有在第一刻之前之可能] ，此第三刻又全翻第一刻[即托名李廷机之本] ，而又改托袁黄，并抬出根源，谓周烈王以前本之《外纪》、《前编》，宋元则用《续通鉴》、《续纲目》，其实第一刻本来如此，此不过藉以阐述袁黄编篡之功耳。其实袁黄、韩敬俱是托名，此第三刻实则翻第一刻耳。所不同者，第一、二卷分标“编”、“纪”、“经” ，第二卷以后则分标“纲”、“目”、“鉴”耳。余象斗自万历二十八年至三十八年，十年之间，三刻是书，三次更换名目，无非期骗读者，冀多销售耳。通过王先生在按语中的分析，人们可以清楚看到书商们伪托所用的各种手段相当全面、相当高明，如果不具备阅读古籍的许多常识，和相关历史知识，很难识破其伪托真相，何况每刊刻一次，就要更换一次作名者，另外编造一篇序言。伪托中为了让人们相信，还在《凡例》中假借袁黄之口，说出了“《纲》、《鉴》二书古未有合编者，合之者自荆川唐老师。”这么一来，就把一位学者、文学家的唐顺之推上了“纲鉴类”著作的始作俑者的地位。于是明代中期以来，便流传了这一看法，其实这顶挂冠很明显的是书商们为之所加。他被伪托的著作则是《新刊古本大字合并纲鉴大成》46卷。对于这一社会现象，生活在明代晚期天启、崇祯年间的徐奋鹏在其《古今治统凡例》中就曾这样说过：“所睹者，则仅书肆口贾所为《纲鉴会编》己耳，或《史纲纪要》己耳，或《纲鉴大成》己耳。盖俱合紫阳之《纲目》与司马之《通鉴》，总而成肤，以便学古者之观省。然其事或此载而彼遗，其文或彼详而此略，博综之士，可恨其未全。而其书法义例，或仍于《纲目》,或庚于《纲目》。盖笔多出于山林学究之后，而假名于哲匠鸿才，非真笔也。”可见生活在同时代的人已经作如是之说，自属可信，而徐氏本人乃是一位学者，著有多种历史方面的著作。在当时被伪托的名字相当多，如王世贞、张居正、叶向高、焦站、何乔远、钟惺、冯琦、冯梦龙等。在《中国善本书提要·编年类》还著录有明万历刻本的《鼎镇篡补标题改表策纲鉴正要精抄》20卷，卷首1卷， 10册，藏于北大图书馆，原题“太史琢奄冯琦补篡，编修维山王衡编次，书林少垣郑纯情捕梓。”还有明崇祯间刻本的《纲鉴统一》39卷，论题2卷，藏于北大图书馆，原题“古吴冯梦龙犹尤父辑，男请参阅。”作为历史学家的冯琦，曾预修《大明全典》，后又仿《通鉴纪事本末》，编次宋代史事，未竟而卒，还著有《经济类编》和《北海集》，就是未见过还篡辑有“纲鉴”一类之书：至于冯梦龙，知道的人就更加多了，因为他是明代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和戏曲家，特别是他所编篡的通俗小说“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而使他出了名，他还编著和改编了大量的传奇戏曲。在任福建寿宁知县期间还曾编修过一部《寿宁待志》，就是没有听说过他还编辑过“纲鉴”这类书籍。但是社会上流传的这些书毕竟又是事实，当然这里面无疑就存在着真伪问题，有待于后人加以研究和考订。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在明代后期的学者中，被伪托最多、影响最大的无过于王世贞了，也许因为在当时他是位学术大家名气大。在社会上流传的各种纲鉴著作中，冠以王氏之名的就有6部之多，其中流传最广的则是《王凤洲先生纲鉴全篡》，此书至清朝末年和民国期间还不断有刊印问世。我还存有一部“光绪己亥(1899)长夏上海富文书局石印”本，全书46卷，内容上起远古，下至五代。从这部“纲鉴”来看，还有-个特点，那就是除提纲辈领分列大事，细目详载史事外，还汇集一些历代名家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所作的评论，间或对《通鉴纲目》编篡中存在的问题亦加以议论。看来这一特点在这类著作中大多存在，故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编年类》的《纲鉴统一提要》中就这样说“此类《纲鉴》之编篡，评注方面，在嘉靖、万历期间，由简而繁，万历末年达于顶点。天启、崇祯又由繁趋简。”对于《王凤洲纲鉴会篡》，早年我曾相信确为王世贞所编寨，因而在有些论著中还曾引用过书中论述来评论王世贞的史学观点，当然也就误导了广大读者。可见对于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著作、人物、事件等，在未做深入研究之前，切忌轻下结论。就和我们上述这些纲鉴著作，其中究竟是否真正出于名字本人之手，我觉得也还必要再做深入研究，因为在近年来出版的史学著作中，有的还是肯定“袁黄确编篡过《历史纲鉴补》， ”并说“冯梦龙的《纲鉴统一》，是崇祯时期比较好的一部纲鉴教材” 。这显然与上文征引的王重民先生的论述相佐。在存在着不同看法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深入细微的研究，终究必定会得到一致的结论。一一总之，在明代中后期所掀起的“纲鉴热”中，社会上产生的这类著作是相当多的，据钱茂伟同志在所著《明代史学的历程》一书，就列举了34种之多，而他在《明代史学编年考》中，征引《白眉纲鉴凡例》则云“历代纲鉴之刻，近篡修者不啻百种。”而这些书在当时人的眼中是“为举业家祈快捷方式也。”也就是说，为科举考试的士子们创造了条件。这样众多的纲鉴著作，由于登不了历史学的大雅之堂，因此在当今的史学论著中，还很难取得一席之地。我总觉得，作为通俗史学一种的纲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忽视它在传播和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所产生过的作用。况且这种著作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具有广大的市场，具有广大的读者读者群，而这种读者群，又并不仅限于从事科举考试的士人。正因如此，直到清代还有人在编纂这种“纲鉴”形式的史书，著名的有山阴人吴乘权等编纂的《纲鉴易知录》，全书107卷，共180万字，是一部纲目体通史，上起盘古，下迄明末。吴乘权自云，读史每苦于篇章枝蔓，便与周之炯、周之灿一道，利用旧有的编年体史书，摘要删繁，历时6年，于康熙五十年(1711) ，全收编成。其书很明显是汇编性，自盘古至战国，主要是根据刘恕《通鉴外纪》和金履祥《通鉴前编》；战国至代，依据的是朱熹的《通鉴纲目》；宋元两朝则依据商艳的《通鉴纲目续编》；明代则又依据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全书包罗了历代重大政治事件与各种历史人物活动的业绩。因其内容简要易读，故称《易知录》，为旧时学习历史入门之书，对传播历史知识曾起过不小的作用。我们说全书虽属汇编性质，然也并非粗制滥造，而是做过一番融会贯通的工作。而吴乘权虽然仅是一名儒生，但还是很有才华和学识，在编篡此书之前10年，他还与吴调侯编辑了《古文观止》，风行一时，影响极大，可见他的社会地位虽然不高，对社会的贡献却非常之大，特别在推广、普及传统文化方面，收到了难以估量的效果，对于这样一位有功的无名之士，我们有必要对其事绩大书而特书。综上所述，朱熹的《通鉴纲目》，在史学上的贡献，我们以前只是说创立了一种新史体——纲目体。就是这-点，当代许多史学史的专著中也很少给以一席之地。实际上它的价值却远不止这一点，正是因为这种纲目体，在明代便又催生出“纲鉴热”因而我们说纲目体的史书，在推进史学走向社会，推进史学走向通俗化道路起到了料想不到的作用。可情的是，在以前早就被人们所遗忘，因为这类通俗的史书，是难以走进学术殿堂，自然也就很少有人问津。值得庆幸的是，对于这些早被遗忘的通俗史书，己经开始引起人们注意。如钱茂伟同志在近年出版的《史学与传统文化》和《明代史学的历程》两书中，己经列有专门节目，介绍了这种通俗史学的发展情况，无疑这是可喜的现象。为此，我们今后应当进一步对这种通俗史学加以研究，这对我们当前如何让史学研究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肯定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本文选自《朱子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