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木拱桥读后感1000字( 五 ) 拱桥|结构|建筑|测绘|匠人|技术「问人人知识网」

在东南大学求学期间，我有机会到邻校南京大学旁听赵辰教授的建筑史课程。作为此时“中国木拱桥”领域的领军学者，他将这种结构及其在中国东南山区的建筑实物纳入了建构课程的教学框架。几年后，在选定编木拱桥作为我在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博士题目后，我邀请赵辰教授作我的第二导师。
2009年夏天，刚刚硕士毕业之际，我第一次前往闽浙山区调研，在泰顺、景宁、寿宁、屏南等地走马观花地看过一些桥梁。当时母校东南大学承担了泰顺县文兴桥的保护修缮项目。文兴桥因巨大的变形而名声在外，于是我格外关注编木拱桥的变形机制。那个时段我的思考与写作还带有强烈的理工科训练的印迹:抓住一个结构特征要点，视之为变量，视其他一切形式特征为常量，观察变量的变化对整体的影响，去讨论这个特定因素的作用。我观察了编木拱在不同时代的历史桥梁上的形式变化，又用结构计算工具分析了它对结构变形的作用，并以之解释文兴桥变形的原因——这些分析，今天看来虽不能完全归为谬误，但却是结结实实走入了歧途。
我在这个阶段的另一个思维误区是所谓的“类型学”方法。建筑史学的类型学借鉴于考古学，其基本点是认为器物（建筑）的形式、构成等特征具有时代性与地域性，据此对其进行分类与排比，进而研究其演化规律、文化特性与历史社会背景因素等。然而由于缺少严格的史学训练，读书不求甚解，我对类型学的理解浅薄而粗暴。我以结构特征为着眼点作分类，用我有限的结构理解去解释这些特征及其演化原因，这其中又带有对“进化论”的追求，以为演化的走向一定会符合某种结构科学的理性。事实上，我硕士期间的另外两个小课题都是相似的研究思路: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案例——总结形式变化规律——解释变化的动因，而动因要么是去顺应一条粗糙的历史动向脉络，要么是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逻辑理性。
正是以类型学研究为目标，2011—2015年，我系统性地对闽浙木拱桥进行了测绘考察。我从庆元、景宁两个木拱桥集中的大县着手测绘，两年内完成了浙江省遗存木拱桥的测绘，之后再进入福建。先入浙江是因为当时福建的大部分木拱桥均已经有了该省文物工作者的考察报告的基础测绘。而近几年间被洪水与火灾毁掉的木拱桥，让我有了与时间赛跑去做文物记录的紧迫感。
我的田野工作安排在秋冬两季，每年3~5个月。一是因为我的德国签证要求每次离开德国不超过6个月时间。二是因为我需要从母校东南大学借用全站仪，要避开学院的暑假测绘实习。而不在春天测绘，则是担心山林里蛰伏了一冬、出洞活跃的老蛇。全站仪令我有条件以一己之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准确地取得凌空巨构的基本尺寸。我先使用全站仪测取桥梁的外部尺寸，再爬入拱架内部，手工测量那些从外部被遮挡的构件，并观察内部的构造。那一段田野时光是我学术历程中最快乐的时光。外人看来辛苦，自身却感到无限浪漫。一座形式最简单的桥，现场的工作时间是6~8小时，其中在没膝的河水中作业3~4小时。加上路上时间，天亮到天黑之间一般可以完成一座形式简单、环境又不复杂的木拱桥的测绘。我不会开车，行路大多数时间依赖乡间的公交小巴。没有车的时候就靠走路，也无数次搭过好心人的顺风车——这让我感觉像是一只钻入了麦垛的田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