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木拱桥读后感1000字( 六 ) 拱桥|结构|建筑|测绘|匠人|技术「问人人知识网」

我在夏季随身携带约90斤行李，包括全站仪、三脚架、攀岩绳索和设备、其他工具、笔记本电脑、大小相机和衣物。冬季再加上厚重衣物，行李大概要达到百斤。行走的时候，我手提全站仪，肩扛三脚架，身后背一个高我一头的旅行包，胸前还要缀一个高到鼻尖的书包——我可以以这身装备徒步走上几公里。我一般住在距离桥址最近的乡间招待所，也有数次在古桥附近的农家敲门求宿的经历。山间民风淳朴，一个年轻女性的身份，从未在野外给我招来任何危险或麻烦，反而更加容易受到乡人的信任与照顾。
那段时间我相信我和木拱桥课题的相遇是一种宿命。它对于我是最为理想的题目，而我对于它是最为理想的人选——不但因为我接受过结构工程与建筑史学的双重训练、经历中国与欧洲的求学历程，而德国博士学制在时间上有巨大自由去实践田野，并且少年时代业余马拉松、铁人三项、越野挑战等运动经历，也给予我超出常人的体力与耐力，独自进行长期田野测绘的可能。
浪漫亦不是没有危险。2011年，在田野中我出了事故。在景宁县长滩桥测绘时，我在拱架中爬行，因为天寒（这一天是冬至），手掌干硬，没有抓住梁木，跌落桥下。桥并不高，但右脚跺在了巨石尖锐的棱角上，将脚跟骨跺成粉碎性骨折。那是一个尚未通车的村子，摔伤4小时后，当地一位好心的修路的“包工头”开车将我送至乡上（他拒绝收钱，他说:“我要是为了钱，我还送你干什么？！”），又坐小巴回到县城，方见到医生。
所幸返家养好伤后并没有留下大碍——只在每一个下雨的寒日犯一犯关节炎。一年后便继续入山考察。
2011—2012年有三件事令我的研究思路发生关键的转变。先是2011年在屏南的廊桥学术会议上，我结识了来自德国的（英国人）Philip Caston教授——他竟然和我师出同门，是我的导师 Manfred Schuller教授最早的博士学生之一。受他的邀请，2012年我们一同制作了两架木拱桥（景宁县接龙桥）的1:20手工木制模型。此前我已经在德意志博物馆（慕尼黑）木工部学习过3周传统木工，具备了初级的木工技术。而1:20尺度的模型可以按比例制作榫卯并探讨构造细节。借由模型工具和制作模型的经历，我对构造细节和施工方式产生了关注。
Caston教授对我的另一个影响是鼓励我用德国的“低技派”建筑考古学测绘方法去考察一座木拱桥，我选择了现存最古的如龙桥，与他当时的硕士学生于燕楠一同完成了这项工作。这段实践历经漫长的26天，前面的3周都因环境的艰苦、效率的低下和精度的粗糙而在疲惫的质疑中度过。但确实，只有在如此地毯式的现场工作中才可能在细节中发现魔鬼，在激动人心的发现和复原工作后，我真正进入了“建筑考古学”（Bauforschung）这个领域。这个学科对我最重要的启示是从容而全面的调查态度。直至如今，国内的建筑学测绘教育仍然在追求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完成外业（现场工作），而后回到书斋完成画图——我们的实用主义思维，最崇拜那些目光锐利的聪明人，他们能从短暂的考察中最快地获得关键信息。而建筑考古学则以“现场的观察”为第一要义，全面而系统地收集那些哪怕初看上去琐碎无关的细节信息，建立对研究对象完整生命周期的全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