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陈寅恪的诗句「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 六 ) 陈寅恪诗词选「问人人知识网」

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
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
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
对大历（766 ~ 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
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创作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
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
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
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
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
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
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
这些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
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
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
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
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
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
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
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
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
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
《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
《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
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
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
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
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
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
帮忙想句形容水墨画的诗句~ ？？？？唐代的“诗佛”王维尤以其清幽淡远空寂超旷的的山水诗而传诵千古，王维的山水诗崇尚写意，追求韵味与情感的最高艺术，大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妙处，也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的无穷品味。
王维的饱有禅味的山水诗，被历代理论家们推崇备至。
陆时雍在其《诗镜总论》中写“摩诘写色清微，已望陶谢之藩矣……离象得神，披情著性，后之作者谁能之？”王维对中国的山水诗发展确有较大影响，而他的山水诗的成就，是和他的把禅学理念演化为自己诗歌创作指导思想，把禅人参禅悟道的某些方式引进诗歌创作有关的，而也正是他诗中的禅理禅趣，构成了其空灵流动的诗歌意境。
本文试就禅与诗的结合，南宗禅的禅学理论对王维山水诗的影响以及互动作用，对后世诗歌、理论发展的意义等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宗教理念与审美体验的融合王维生活在盛唐时期，中国佛学已经发展到了全面成熟的阶段。
当时，不近天台、三论、唯识诸宗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南禅也确立了相当成熟的核心思想。
王维与禅的关系当然是最为密切：王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享有“诗佛”之称誉的诗人。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佛学理论修养非常精深，历史上很少有诗人能够企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能坚持较为严格的宗教实践，通过对禅门妙法的透彻参悟，深得禅家三昧，以至有些诗达到了“字字入禅”的境地。
当然，王维的禅学理念与审美体验的融合也还是有多方面的促成因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