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甲申轮到他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是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满清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运动，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了异族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潜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帝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然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当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 。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苦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糙类糠皮，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以为食，无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有殓埋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迹踪。后见门外之人，析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于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流寇的起源，同隸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辈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者。假使政治是开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 。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