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六 )

岩乃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时比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其父精白尚书也，故人呼岩为“李公子” 。
巡抚尚书李精白，其名见《明史崔呈秀传》，乃崇祯初年所定逆案中“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中之一。他和客、魏“交结”的详细情形不明。明末门户之见甚深，而崇祯自己也就是自立门户的好手。除去客、魏和他们的心腹爪牙固然是应该的，但政治不从根本上去澄清，一定要罗致内外臣工数百人而尽纳诸“逆”中，而自己却仍然倚仗近侍，分明是不合道理的事。而李岩在《芝龛记》中即因父属“逆案”乃更蒙曲笔，这诛戮可谓罪及九族了。
李岩既与自成合伙，可注意的是他虽然是举人，而所任的却是武职。他被任为“制将军” 。史家说他“有文武才”，倒似乎确是事实。他究竟立过些什么军功，打过些什么得意的硬战，史书上没有记载。但他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自十三年以后至自成入北京，三四年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大战，如围开封、破潼关几役，但大抵都是“所至风靡” 。可知李岩的善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大效果。
不过另外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便是李岩在牛金星加入了以后似乎已不被十分重视。牛本李岩所荐引，被拜为“天佑阁大学士”，官居丞相之职，金星所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开国大军师”，又所荐引的刘宗敏任一品的权将军，而李岩的制将军，只是二品。（此品秩系据《北略》，《甲申传信录》则谓，“二品为副权将军，三品为制将军，四品为果毅将军”云云。）看这待遇显然是有亲有疏的。
关于刘宗敏的来历有种种说法，据上引《北略》认为是牛金星的“故知”，他的加入是由牛金星的引荐，并以为“山西人”（见卷二十三《宋献策及群贼归自成》条下）。《甲申传信录》则谓“攻荆楚，得伪将刘宗敏”（见《疆场裹革》，《李闯纠众》条下）。而《明史李自成传》却以为：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其归附在牛、李之前。自成被围于巴西鱼腹山中时，二人曾共患难，竟至杀妻相从。但《明史》恐怕是错误了的。《北略》卷五《李自成起义》卷下引：
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与衙卒李固，铁业刘敏政结好，暴于乡里。后随众作贼，其兵尝云：我王原是个打铁的。
以刘宗敏为锻工，恐怕就是由于有这位“铁业刘敏政”而致错（假如《北略》不是讹迹字）。因为姓既相同，名同一字，是很容易引起误会的。
刘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员骁将，位阶既崇，兵权最重。自入京以后事迹看来，自成对于他的依赖是不亚于牛金星的。文臣以牛金星为首，武臣以刘宗敏为首，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竟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这两位巨头。
自成善骑射，能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明史》称赞他“善攻”，当然不会是阿谀了。他的军法也很严。例如：“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军止，即较骑射。夜四鼓蓐食以听令。”甚至“马腾入田苗者斩”（《明史李传》）。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别的书上也说“军令有犯淫劫者立时枭磔，或割掌，或割势”（《甲申传信录》），严格的程度的确是很可观的。自成自己更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当他进北京的时候，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本传）；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革沓靴”（《北略》卷二十）；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绒帽蓝布箭衣”（《甲申传信录》），而在他已经称帝，退出北京的时候，“仍穿箭衣，但多一黄盖”《北略》）。这虽然仅是四十天以内的事，而是天翻地覆的四十天。客观上的变化尽管是怎样剧烈，而他的服装却丝毫也没有变化。史称他“与其下共甘苦”，可见也并不是不实在的情形。最有趣的当他在崇祯九年还没有十分得势的时候，“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遗之金，令修文庙”（《李自成传》）。十六年占领了西安，他自己还是“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同上）。这作风也实在非同小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民心，得到不少的人才归附，可见也决不是偶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