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二 )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横征，馋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当殊食，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动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官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居！（《明季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王进奏政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家助饷。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曰：“比者借端亻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王进者乃倡为缙绅豪富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却欲要誉，放之已足，毋甯汲汲。……
这位李王进，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云云。这位武生其实倒是很有政治的头脑，可惜他所上的“书”全文不可见，照钱士升的驳议看来，明显的他恨“富者兼并小民”，而“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 。这见解倒是十分正确的，但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 。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家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季北略》与《明亡述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们这一片同情，连带着使武生的言论还能有这少许的保存，直到现在。
“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胡虏，满清入主的惨局也决不会出现了。然而大学士驳斥，大皇帝搁置，小武生仅落得保全首领而已。看崇祯“切责士升”，浅识者或许会以为他很有志于采纳李武生的进言，但其实做皇帝的也不过采取的另一种“要誉”方式，“放之已足”而已。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五）。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象有意开玩笑的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
所谓流寇，是以旱灾为近因而发生的，在崇祯元二年间便已蹶起了。到李自成和张献忠执牛耳的时代，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流寇都是铤而走险的饥民，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初，当然抵不过官兵，就在奸淫掳掠、焚烧残杀的一点上比起当时的官兵来更是大有愧色的。十六年，当李、张已经势成燎原的时候，崇祯帝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的《廷对》最有意思：
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田园。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北略》卷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