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类诗句( 四 ) 诗词卡片学生制作带画

学习苏轼词句“谁言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黄发唱白鸡。
”我们自然被诗人虽身处逆境，却乐观上进的旷达所感染，身处逆境，既要乐观上进，又要珍惜时间，有所作为。
毋需更多举例，这些言情写志的诗篇，是我们进行德育教育的最好素材。
教学时，我们可以适时融入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教育他们从小树雄心、立壮志，奋发图强，立志成才，为国家的富强繁荣和民族的振兴腾飞而努力学习。
比喻教师教育学生的古诗 5个字的对于语文这门功课的功利的态度，有可能戕害它的生命力和情感影响。
复旦附中的高一学生武亦姝获得中国诗词大会的冠军，引起了人们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广泛讨论。
她的出色与复旦附中的语文教育有关吗？如果她是让她的对手、文学博士都相形见绌的天才，是否可以映射出当下从中学到大学的语文教育的不足，以及语文教育对于古典经典的不够重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更好的语文教育是什么样的？而更好的语文教育方法又是什么样的？追溯现代国文教育诞生之初，可以发现这一连串对于语文教学的担忧其实并不新鲜。
自国文教育现代化始，对“国文程度”低落的质疑就没有停止过 1917年胡适发表于《新青年》的《文学改良诌议》以“改良八事” 即“ 须言之有物” 、“ 不摹仿古人” 、“ 须讲求文法” 、“ 不作无病之呻吟” 、“ 务去滥调套话” 、“ 不用典” 、“ 不讲对仗” 、“ 不避俗字俗语” ，引起巨大反响。
1920年1月，时任政府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
”同年4月，又通告，规定截止1922年止，凡用文言文的教材一律废止。
由于国文教育与新文化运动之间互相照应的关系，在“言文一致”上的共同要求，语体白话文教材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国文教育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从20世纪初国文教育现代化开始，对“国文程度”低落的质疑就没有停止过。
1939年，主持高等考试的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沈士远说：“国文之技术恶劣，思路不清，本国历史地理，尤多意外之笑话。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近代教育家蒋伯潜在出版于1941年的《中学国文教学法》的序言中，也发出感叹， “现在中学生国文程度值一般的低落，几以成为大众公认的、无可讳饰的事实。
”1942年，新文化运动参与者、语文教育家朱自清和叶圣陶在《国文杂志》的发刊词中曾这么说， “如果认真检讨我国的学校教育，谁都会发见种种不满意之处；训练不切实，教学不得法，是两大项目。
”虽然同是感慨“国文水平”低落，但是蒋伯潜和朱自清、叶圣陶的担忧却指向完全相反的方面。
蒋伯潜以清代废除科举为分水岭，将国文教育分为“科举时期”和“学校时期” ，而学校时期又以“五四运动”为界限，前期以文言文为教材，后期以白话文为教材。
他总结道，科举时期的国文教学与学校时期是不同在于：一，私塾教育与班级制度从师资到教授方式都是不同的；二，科举时期国文是唯一的课程，而学校时期国文只是很多课程中的之一；三，科举时期读的是“四书五经、经史子集” ，而学校里废除“读经” ，读的更多的是选集、零碎的文章， “近来竟采用引车卖浆者之言的语体文” 。
基于以上种种不同，蒋伯潜说， “国文程度的低落，在乎国文教学本身。
” 与蒋伯潜站在不同阵营，倡导新文化、新国文的朱自清虽然承认这种低落，但他怀疑这种低落只是文言文单方面的而已，而不能说国文水平普遍低落了。
“最近的舆论，以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很低落，这种低落，指的是哪方面？……低落主要体现在文言文方面，而白话文反而是大大进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