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的读后感大全( 二 )


●不知何时开始,“距离”已成为了重要的思考维度(对象) 。好像无论是福柯、本雅明还是鲍曼,冥冥之中都在思考“距离” 。似乎福柯更多地在谈空间,还没有聚焦到距离上;本雅明则直接提出距离的远近对思维空间、对经验实质的扩充或收缩;而鲍曼则具体地谈距离对某些东西的遮蔽,对某些东西的放大,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被扭曲 。无论如何,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读出了某种“距离意味”... 其他杂感 。“如何成为可能”的具体思考,是分析能够逐步深入的关键所在 。“粘质”、三棱镜、骑墙者的比喻,阐释了“被赋予”的过程,也展现了这种“被赋予”的不同类型 。对理性的反思真的是警钟 。对道德的反思,知识都是被建构的,道德也是...道德这个部分感觉有点复杂 。
●【艾希曼的辩护律师塞瓦提斯博士在耶路撒冷总结陈词时尖锐地指出:“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如果他赢了,他将获得勋章;如果他输了,他就得上绞刑架 。”这句话明显的意思——当然是这个世纪当中完全不乏震动效应的观点里面最尖锐的一个——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当然它也许确实是正确的 。但是这句话还有另一层含义,这层含义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但却满含讥讽并更令人担忧,那就是,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同战胜方的所作所为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 相对主义的幽灵,现代性的幽灵,大屠杀的幽灵 。
《现代性与大屠杀》读后感(一):大屠杀的意识来源仍然是个谜
“无论它们有多么可恶,也不论它们装盛暴力的蓄水池有多大,异类恐惧症和界线竞争焦虑都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大屠杀 。”纵观全书,我还是无法认同这个结论 。所谓“现代性与大屠杀”,更多地探讨现代性为大屠杀的实施提供技术性条件——官僚管理系统,运输,现代科技,社会距离等等,大屠杀的庞杂的技术处理过程之前的意识驱力问题反而没有很好地解释 。大屠杀问题的全貌,是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在现代技术的参与下发生的灾难性质变,还是纳粹成员的封闭组织在意识形态驱使下处心积虑的谋划,不得而知,鲍曼的回答认为犹太人问题最初出于纳粹对欧洲理性性的“园艺”设计 。也许是我对欧洲历史文化不了解吧,总之还是不明白什么样的思想居然认为把犹太人“清除”掉是建造理想社会的一个必要手段,凭希特勒一个人恐怕无法推动这样的想法 。
《现代性与大屠杀》读后感(二):社会发展的两面性
通过大屠杀为切点反思了现代性 。其中最振聋发聩的莫过于:道德究竟来源于社会性,还是脱胎于人的自发性 。最近刚刚和朋友讨论过这个话题,个人认为道德本身必然是社会性的,不同的社群会有不同的道德标准 。然而其精神内核源自于人的共情心理 。同时,随着科技化水平的发展,工业化的进程让整个体系变得庞大,专业的细分使得人逐渐沦为社会运转流程的一部分 。人与人隔离在规则和法律之后,而缺少了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接触和沟通 。随之带来最直观的反映即是他人不再为人,而就更偏向于功能化和服务化 。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共情能力被弱化,这也就是科技化后人情淡漠社会疏离的重要诱因 。(当然这也引起犹太人被逐渐抛弃出主流社会进而成为有预谋的大屠杀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