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诗词创作的尴尬如何评价散文诗在当代的尴尬地位( 二 ) 传统诗词创作的尴尬

至于不同读者对某一作者的同一作品众说纷纭，我以为是读者层次与解读诗歌的态度，或者个人生活经验之间的差别所造成的，我记得某位诗歌大师在不同时期读自己的同一首诗歌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的理解完全不是一回事，诗作者本身尚且如此，何况他人。至于前些时日有朋友告诉我说某位获一等奖作者的作品不敢恭维，幼稚的说法，我想是不是可以在对他获奖的作品彻底理解之后，再谈其它。
同样是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有着很大的区别，甚至是本质的区别。简单的说，散文表达的是作者的一些感受、思绪以及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小说是角色的经历，而这些东西都是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一串串文字本身并不具有意义，当它们被组合起来并被读者整体感知后，才获得了价值，这时文字成了作者的工具，成了承载意义的载体，所以在评判散文和小说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作者写要表达的价值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构思，然后才是作品是通过什么样的词语被表达出来的。好的构思加准确、优美的词语构成了好的作品，意识是作品根本的目的。
现代诗歌也是由一个个作者觉得好看好听的文字组成的，每个字都给人美好的感觉。也许他们背后也有着被人们赋予的各种价值和意义，但这巧妙的组合并不是靠意义支撑的，同时，它们组成的整体也不代表某个意义或价值。这又如同一首歌曲一样，音符组成了美好的旋律，但它不指向某个特定的意义，关键在于好听。这也难怪诗和歌被别人组成了一个词：诗歌。很显然，文字本身就成了现代诗的目的。
所以，评价一首现代诗，我们要看的是它是否能够给我们自然的美感，然后它的意义和价值，读者可以自由的赋予。
如何看待当代旧体诗词创作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话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除了学界的争鸣之外，官方或半官方的举措无疑也备受关注：其一是2010年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首次向旧体诗词敞开了大门，其二是2011年北京隆重举行了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大会，这是继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以后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发展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在过去的两年中接连发生的这两个文学事件是意味深长的，其象征意义不容忽视。如果说鲁奖接纳了旧体诗词意味着以中国作协为龙头的中国当代文学界已经承认了旧体诗词的历史和现实地位，那么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则象征着中国政府已经把旧体诗词研究纳入了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整体文化战略之中，因为中华诗词研究院隶属于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它将与中华诗词学会一道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与研究两翼齐飞。
所以，在新世纪的文化和文学语境中，我觉得再在旧体诗词及其研究的所谓合法性上展开论争已经没有多大必要了，因为旧体诗词将肯定不会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继续缺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场了。我们当然不必像陈独秀当年在致胡适的信中那样绝对化地断言“必不容反对者有任何讨论之余地”，但确实“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因为真正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在做扎实沉稳的旧体诗词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了，这从近年来黄山书社和巴蜀书社陆续推出的“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等大型丛书的编印中不难窥见端倪。而且包括笔者在内的一批新老不同代际的学者，无论他们是以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业，也不论他们的文化立场和学术立场存在着何种内部分歧，但在致力于旧体诗词研究这一点上，大家算是走到一起来了。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我们的旧体诗词研究已经越过了纷纷攘攘的争鸣阶段，而转入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学术品格的研究。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成就？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困扰着新文学界的一个同样的问题，即如何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成就？很多学者至今坚持现代文学30年的成就在当代文学60年的成就之上，而在当代文学60年中，后30年的成就又在前30年的成就之上，这几乎可以说达成共识了，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是没有，但比较弱势罢了。那么，“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历史成就该如何评价，如果沿用新文学界的百年评价是否合适？我个人觉得有必要借用新文学界的评价角度，但结论并不完全相同。首先，必须承认，现代旧体诗词30年的成就在当代旧体诗词60年的成就之上，那个时代不仅新文学名家荟萃，在旧体诗词坛坫里同样高手如林，而且在新文学家中也盛产旧体诗词作手，旧体诗词不仅没有从现代文学的历史中退场，相反逐步在新文学界回潮，犹如闻一多所谓“勒马回缰写旧诗”的新文学家数不胜数，这在抗战军兴中达到了高潮，旧体诗词在民族救亡的历史背景中不仅重现了生机，而且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这只要翻看一下陈汉平倾力编注的80万字的《抗战诗史》就不难窥斑见豹了。

传统诗词创作的尴尬 如何评价散文诗在当代的尴尬地位( 二 )

传统诗词创作的尴尬如何评价散文诗在当代的尴尬地位(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