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侧独善其身|王安石：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 三 )

三、水火不容，强极则辱从王安石变法从开始的那一刻，顽固派对他的弹劾，从来就没停止过。
宋朝有一个独特的监察体系，史称台谏，即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读过《宋史》的人都知道，“台谏”在北宋历史上，风头尽出，几乎每一件大事，这帮文人都要“参与”一下。
最先和王安石对垒的人，是御史中丞吕诲。毛主席有句话，叫“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诲，正是“大事不糊涂”宰相吕端的孙子。吕诲出身高门，是个硬茬，因此多次在御史台和谏院任职。
王安石变法，吕诲十分不认同，《宋史吕诲传》云：

安石初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

吕诲认为，王安石擅自改变朝廷体制，他列举王安石的十条罪状，说王安石有“动摇天下”之罪。最后一句“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把王安石说成了大奸臣。

吕诲带着御史们不断声讨，王安石称病不出，让宋神宗非常苦恼。
作为王安石来说，他不是要撂挑子，他是要看看宋神宗到底有没有决心把变法进行到底。
宋神宗想到一个“和稀泥”的办法，他对大家说：如果我因为支持王安石，贬了吕诲，我怕王安石内心不安。
言外之意：我也不贬谁了，大家都消停一些。
不曾想，吕诲等人变本加厉，弹劾的奏折如潮水涌来，王安石也忍无可忍，对宋神宗说：

“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

言下之意，我一心为国，问心无愧，你贬吕诲，我不会内心不安。
宋神宗看双方都不妥协，最终决定，贬吕诲到河南。吕诲“为天下声讨王安石”，结果被贬，内心不甘，两年后郁郁而终。
吕诲临终前，司马光前来探望他，他“张目强视”，用最后的力气对司马光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
君实，是司马光的字，吕诲的意思是说：我虽然死了，你为了天下百姓，一定要阻止王安石！
司马光和王安石，曾经是非常好的朋友，虽然后来水火不容，但仍然敬重对手。

笔者曾经写过几篇关于司马光的文章，对司马光本人，我佩服不已。我认为，司马光不是小人，他是君子，他和王安石之争，是政见不合，不是人格诋毁。
很多人认为，王安石变法，因触动贵族的利益，因此失败，其实，这样说是有些片面的。比如说，司马光的反对，就非因为自己利益受损。我举个例子：
在王安石的变法中，“青苗法”占据很重要的作用。主要内容是，在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提供低息贷款给百姓，等百姓丰收后，再偿还给官府。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就相当于某银行给某企业提供贷款，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但在北宋时期，司马光认为，这是朝廷乘人之危，公然收取百姓利益，和唯利是图的商人没什么区别。
王安石说：即使官府不放“低息贷款”给百姓，百姓也要借民间的高利贷，那样，百姓的日子会更苦。
司马光说：官府既然有余粮，为何不直接赈济百姓？
王安石说：我们国库空虚，我也想免费赈济百姓，但实力不允许！
司马光说：国库空虚，应该从别的地方想办法，也不能从百姓身上榨取利益。
王安石说：老兄，我这不是剥削百姓，我百思特网是在救他们的同时，也在救国，所谓利国利民。
上面的这些争论，是笔者自我发挥的，虽然和史书记载略有出入，但能代表司马光和王安石到底在争论什么。

笔者认为，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没有错，王安石想要是“富国”，司马光想要的是“为民”，这两者本来没有冲突，但在北宋当时的窘境下，必须有一个优先的选择，王安石选择前者，司马光选择后者。
王安石是一个砥砺进取的“改革家”，司马光是个本本分分的“儒者” 。
相比之下，王安石的想法更加超前，司马光却有些守旧。
宋朝是文治的天堂，更是儒家学说进一步禁锢思想的关键时期，那个社会，如司马光一样守旧的人太多了，所以，王安石太孤独。
除了青苗法，王安石还力推免役法，封建社会，赋、税、役三者分开，“役”指的是劳役，需要老百姓出力为国家干活（比如挖沟修渠等），之前，每当朝廷分派劳役，百姓都必须参与，王安石推出免役法后，把所有的劳役都折合成“免役钱”，大家有钱的，可以出钱不出力，没钱的，不仅可以出力，还能多干活赚钱养家。如此一来，不仅帮那些闲散的苦役找到一条挣钱的门路，还给国家创收，又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