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英雄谁敌手经典读后感有感( 九 ) 天下英雄谁敌手|读后感

《三国演义》与士人文化心态
根据以上的分析，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上面的硬伤可谓不小，甚至激烈一点说，作者对人物的塑造相当程度上是失败的，因为他的描写和他所想表达的效果微观和宏观上都背道而驰了。然而，《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古典名著，塑造了如此之多的经典英雄形象，如果说其人物塑造“失败”，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妥。通过分析《三国演义》背后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可以给作者一个中肯的评价。
自古以来，孔子儒学规定了“君事臣以信，臣事君以忠”的基本的人伦对等原则，这种理想入世状态是士人们所非常向往的。士大夫的人格楷模，便是维护朝纲，忠于皇权，为大一统的政权而披肝沥胆苦心经营。但是，从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不拔到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情怀；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无悔执着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抱负，“士”文化人格“兼济天下”的理想从来就没能走上坦途。三国故事在长期的民间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尊刘抑曹”的鲜明倾向，从三国时代到《三国演义》成书的元末这漫长的朝代更迭的历史中，更多地是具有政治策略的意义。在对曹操的奸诈残暴和刘备的宽厚仁慈的一抑一扬的背后实际蕴含着的是中国百姓对于清明政治的希冀，这对处于颠沛流离的混乱时代的下层民众来说尤其显得真实。罗贯中一方面以中国传统知识阶层“士”的一员的身份不可避免地被儒学正统价值观念所牵制，同时他又是身处激烈动荡时代里的民间知识分子，与广大底层民众一同体验了动乱年代的悲苦，很自然地在《三国演义》里承继了三国故事的道统倾向，在这种倾向的支配下对人物的价值评判也就往往植根于儒学的理想人格标准。
罗贯中追求的是“道义”，是“仁主良臣”等等精神上的美好愿望。然而另一方面，元末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乱世英雄出四方”的年代，那么罗贯中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民间知识分子，也很自然地渴望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建功立业。强烈的功名意识、实现个人价值的渴望渗透在整部《三国演义》的叙述里。要成为一个动乱时代的强者、成功者，就不是仅靠仁义道德能够实现的，他必须拥有强大的力量、更必须拥有丰富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智慧。作者最强大的个人情感动机是对于成就功名的智慧和武力的迷恋，实际上整部三国最迷人之处也恰恰就是对于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谋臣武将的全方位展示。可是这种智和力似乎应该属于实用价值之列，并且往往与儒家道统格格不入，这一冲突在《三国演义》里面也是随处可见的：例如作者想要凸显刘备的仁德，那么就必须要降低其智力和武力，不然玄德公就会成为一个犹如曹操一般诡计多端而又喜好杀伐的“奸雄”；可是这样一来能力一般又必须事事符合儒家道统，畏手畏脚的玄德公的成功便极让人不能接受。再比如诸葛亮在行军打仗之时往往会传授“锦囊妙计”，先吩咐赵云如何如何，再吩咐魏延如何如何，只安排做法不说为什么，结果几位将军常常一肚子怨气莫名其妙地去执行任务了，结果大获全胜，诸葛亮这才轻摇羽扇说出个一二三四，诸将一听犹如醍醐灌顶，大呼“丞相神机，吾不能及也” 。这样一次两次会让人觉得孔明的确是料事如神，但是次数一多，不免让人感觉诸葛村夫实在是过于显摆其智慧，戏弄敌人的同时也把手下的将领当猴耍，没有一点“儒者”的风度。这两点结合起来，就往往可以看出罗贯中在“道统”和“智力”间摇摆不定的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