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宋代诗词的影响苏轼的诗词( 三 ) 宋代诗词的发展「问人人知识网」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先是回忆嘉yòu＠⑷初年二苏至汴京受知于欧阳修的情景，可谓风华正茂，才名初展，满腹经纶，以“致君尧舜”相许，大有为国立业的壮志豪情。
“用舍”以下，化用《论语》，实寓不满新法之意。
然则，词人却能以旷达出之，使作品不致落入感伤的泥沼。
苏轼爱弟心切，当其弟不胜逆境之苦时，常寄词相劝，如其《水调歌头》一词，就是由于苏辙的别词“其语过悲”而写的。
上片劝以谢安“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州”为鉴，一旦壮志难酬、不若及早引退。
下片便设想归隐后的相从饮酒之乐：“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
”乐天知命中夹杂着无限的政治酸辛，循循诱导中饱和着深挚的手足情谊。
至若其“兼怀子由”的名篇《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不仅词意健朗乐观，而且由于诗的高度概括力，更把劝慰手足之情扩大到普天下中秋之夜的“无眠”之人了。
唱和酬答，互通友情之作，在诗来说，并不罕见。
但在苏轼前的词坛，却几呈空白状态。
苏轼以诗为词，弥补了这一不足。
他的友情词，一般说来，具有语新意浓，一扫陈词浮调的特点。
“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 。
（《南乡子·送述古》）这是设想别后孤灯独处的情景。
“与余同是识翁人，唯有西湖波底月。
”（《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这是对前辈师长欧阳修的深沉缅怀。
尤应称道的是，他在赠别词中还以政事国事相勉，如“升沉闲事莫思量，仲卿终不忘桐乡”（《浣溪沙·赠陈海州》），“上殿云霄生羽翼，论兵齿颊带风霜”（《浣溪沙·彭门送梁左藏》）。
这实际上已开南宋爱国词人以词唱和、相互激励的先河。
又，赠别词最忌流于感伤，不能自拔。
苏轼独能以理遣情，在真切的友情中，表现出一种豪放而清旷的风韵：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
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
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
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起句即景起兴，“突兀雪山，卷地而来”⑺，气势非凡！但海潮之涨落，亦如时代之更迭、人事之聚散，古今皆然。
上片借景喻理，已为下片抒情张本。
过变由理而情。
人未登程，先约归期，盖海角天涯，知己难觅。
既然约定他年同返西湖山水，以尽“白首忘机”之乐，则今日暂别，又有何伤？通篇清旷飘逸，没有头巾气，不作儿女啼，全凭至情豪气感人。
其寄意遥深处，亦足发人深思。
（三）
独出新意境和新风格，也是苏轼对宋词开拓与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
宋初词坛以晏欧为代表，由于偏重模拟五代，往往少真情实感，个性不分明，因而也就缺乏独特的艺术风格。
苏轼与之不同，一方面，他强调“文理自然，姿态横生”⑻一方面，他的词中分明活跃着一个富有个性的“我” 。
可以说，独到的文艺观和强烈的个性化，正是苏轼开拓宋词新境界，开创宋词新风格的重要内在依据。
论苏词的豪放，切不可泥于前人之见，把它的意义仅归于冲破音律的束缚，甚至视为“要非本色”⑼，或称以“别格”⑽ 。
豪放，作为一种新风格、新流派的产生和发展，是就传统的婉约风格和婉约词派相对而言的。
无论选择题材上，表现手法上、语言运用上乃至美学意义上，两者都有明显的差异。
而它的出现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打破了先前词坛上那种一花独放、一鸟独鸣的沉闷单调的旧格局，迎来了百花齐放、百鸟争喧的新天地。
至于具体论及苏轼豪放词作，应包括两类。
第一类为激越雄健、慷慨悲壮之作。
第二类属狂放不羁、清旷飘逸之作。
舍掉前者，就舍掉了苏轼豪放词的精华；扬弃后者，则不能全面反映苏轼豪放词的本质特色。
两者缺一不可。
第一类代表作如《江城子》。
词在千骑卷冈、万人空巷的壮阔图景上，活跃着作者自身的形象。
他酒酣兴豪，大声疾呼“鬓如霜，又何妨！”他不仅有牵黄擎苍、“聊发少年狂”的出猎壮举，更渴望出使边塞，西北“射天狼”，铲除边患，报国立业。

苏轼对宋代诗词的影响 苏轼的诗词( 三 )

苏轼对宋代诗词的影响苏轼的诗词(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