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最终没有给肃顺写感谢信曾国藩为什么最终没有给肃顺

肃顺精明干练，魄力宏大，敢于重用汉人，瞧不起满蒙亲贵中的昏愦者。为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原来与恭王关系较好，后来仗着皇上的宠幸，连恭王也不放在眼里了。今日的肃顺，不就是历史上的权臣吗？恭王以及在他身后的满蒙亲贵，在朝廷中势力很大，与他们相比，肃顺势孤力单。皇上虽说年轻，但据说有痨病，万一有不幸，肃顺岂是恭王的对手！他这样明目张胆地拉拢自己，安抚胡林翼，是不是心怀叵测？想到这里，曾国藩心中冒出一丝恐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样的大事，还是以谨慎为好。曾国藩停止磨墨，将纸收到抽屉里。他决定不给肃顺写感谢信，今后即使真的上谕来了，也只能按规矩办事，给皇上上谢恩折，不能与肃顺有私下的联系~
归根结底就是曾国藩觉得肃顺有做权臣的趋势，应该及时和其划分界限~
清曾国藩勉君子应立志全文及翻译曾文正公家书之“勉君子应立志”
十月二十一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馀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不足恃，馀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馀实不胜感激。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奋自励之志，溢於行间。然必欲找舘外出，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静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於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所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馀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後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知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馀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盖人不读书则以，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已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屍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玆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付归，与诸弟看。馀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馀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馀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名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馀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有白折差，准抄几页付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