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最终没有给肃顺写感谢信( 五 ) 曾国藩为什么最终没有给肃顺

如果曾国藩在生前对家人生产稍作安排，让他们在自己身后过上好一点的日子绝不是什么难事。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就成了很多人发家的机会。这些盐票起初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当时社会上因盐务发家者为数不少。据“草堰场大盐商周扶九事略”，江西富商周扶九原本为贫民，在长沙某绸布号做店员。有一次，他替店主去扬州收账。欠账之人一时手中无钱，愿以盐票抵偿，而店主回信不愿。周扶九当机立断，自己借钱拿下盐票。凭这几张盐票，他迅速成为 “家资万千”的盐商，先后在扬州、上海经商，积银多达四千五百万两。
（《大清盐商》剧照）
近人王伯恭《蜷庐随笔·何廉昉先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何廉昉先生）罢官后，贫乏不能自存。……故为曾相国之门人，曾每解橐助之。金陵克后，李合肥更赠以盐票二百纸，遂居扬州为商人，成巨富。
然而，曾家一张盐票也没有。据曾氏后人讲：
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的社会，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按曾文正公当时的权势，自己或家人化些字号、名号，领一二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家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曾国藩故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念及旧情及乡谊，以三百金赠之，并写信告诉家中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对于曾国藩的清俭之节，虽然他自己不事张扬，但身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
其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宋李沆之遗风。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赢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种叙述，应该说是并没有夸大。
（作者：张宏杰）
盐商们为什么要感谢曾国藩一、李鸿章虽然也掌兵权，但是没有像曾国藩那样拥有颠覆朝廷的实力。这种实力不只体现在军事力量上，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不论是名望还是威势都一时无两，而李鸿章从未具备这种条件。
二、曾国藩以圣人君子自框，为官清正，不屑于耍权术手段，而李鸿章是八面玲珑的人物，自然会通过贿赂当权者身边的近侍等方法来自保。
三、曾国藩处事坚持一个“挺”字，处处透着刚强，李鸿章则是左右逢源，见机而行，有时甚至流于油嘴滑舌，使诈放赖。所以即使就性格来看，也是曾国藩对于清廷的威胁较大。
曾国藩的功过历史人物评价从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曾国藩评价的问题上的分歧更显得突出。曾国藩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增屠户”、“卖国贼”的徽号；曾国藩死后，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然而也有人说他倡“就地正法之制”，兴“抽离聚敛”之风，“以夷狄攻中国”，“杀人割地”，取媚洋人，实为祸国殃民的“罪魁戎首” 。之所以出现这些片面的评价，很大原因是人们以自己的眼光去评价曾国藩，而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曾国藩的立场。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
“同治中兴”局面中，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是否比前人提供更多的东西？这是评价历史人物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在学术道德文章方面，曾国藩有很高的造诣，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这些成就有没有超越前人？哪此方面超越前人？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所以，只有对以上三个关键性问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对在这个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的争议人物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和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