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最终没有给肃顺写感谢信( 三 ) 曾国藩为什么最终没有给肃顺

看四弟的来信写的很详细，信里充满了发奋自励的志向。然而一定要出去找学馆，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过是说家塾离家太近，容易又妨碍，不如到外面去比较清静。然而到外面去读书，则没什么妨碍；如果出去教书，妨碍其实比家里更多。如果能发奋自立，在家塾也能读书，即便在清旷的郊野，热闹的地方都能读书，砍柴喂猪，也都可读书；如果不能发奋自立，不但家塾不适宜读书，在清静的乡野、神仙的清静之所也读不成书。何必挑地方？何必挑时候？但自问是不是真的立下了志向？
六弟老是抱怨自己命不好，我也是深表同情。然而小小的科举不顺就发牢骚，我私下里也鄙视他没什么志气，而且抱负也不大。君子立下的志向，有视百姓为同胞、慷慨相助的胸襟，有自身修德宣扬王道的功业，这样才不辜负父母生养，不愧是立于天地间的完美君子。所以君子的忧虑是，担心自己学不好舜帝学不好周公，担心自己品德不够高尚，学业不够精进。因此担忧没有教育开化的百姓顽固不服从教化，担忧外族侵扰中国，担忧小人得志闭塞贤良人才的晋升，担忧老百姓抱怨自己得不到关怀，所谓悲天悯人，这就是君子的忧虑。而自己个人的委屈，家中老小的饥饱，世俗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原本就没时间想这些。六弟科举不顺就自以为命不好，我私下里鄙视他没什么大抱负。
人不读书则已，既然读了书且自命为读书人的，就应按《大学》的要求去做。《大学》的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都是读书人份内应做的事情。如果读了书不能联系自身，说这三件事与我有什么相干，那么读书又有何用呢？就算能写好文章好诗词，自命博学儒雅，也只能算是个识字的养猪人！这种人岂能称之为是明理有用的人？朝廷开科取士，也以为读书人能代圣贤发表言论，一定可以懂得圣贤的道理，做符合圣贤之道的事情，如此才能当官管理百姓，整饬自身而表率下属。如果把明德、新民当作分外事，就算能写好文章好诗词，而对于修己治人的道理根本茫然无知的话，朝廷用这种人作官，跟用喂猪人做官又有什么分别呢？所以既然自命为读书人，那么《大学》的纲领，都是自己非常重要的行为准则。其中条目有八项，在我看来，其中最为要紧的地方，就只有二条而已：格物、诚意。
格物，就是获求知识的过程；诚意，就是身体力行的事情。什么是物？即是所谓的事物的来龙去脉。身体、心态、意念、知识、家庭、国家、天下事都是物。天地万物都是物，日用常行的事都是物。所谓格，即是观察并探究事物的原理。比如对父母尽孝要定期探望，这是物；探究之所谓要定期探望的道理，就是格物。追随兄长并辅佐他，也是物；探究之所以要追随兄长的道理，就是格物。我的心，是物；探究自己的存心之理（心灵修养），就要勤奋学习不断检查反省自己的道德涵养来提升心灵修养，就是格物。我的身体，也是物；研究敬身之理（体态仪容），就要注意学习立如齐坐如尸来规范仪态，这就是格物。每天所读的书，每句话都是物；贴合自己的考究，努力钻研其中奥妙就是格物。这些就是获求知识的过程。所谓诚意，就是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去身体力行，这就是认真踏实的态度。懂一条道理便以此行事，便是身体力行的事情。格物与诚意并进，就能通过学习从而领悟高深的道理。
我的朋友吴竹如格物功夫挺深的，一事一物，都要穷究他的道理。倭艮峰先生（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则诚意功夫极严，每天都有日记，像一天之中的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有记载。用正楷书写，三个月就合订一本。自乙未年（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起，至今已有三十本。律己“慎独”之严格，只要非分的念头稍微一动，必然能马上克制纠正，并记录下来。所以读他的日记，句句都是关乎自身的必不可少的良药。现在将倭艮峰先生的日记抄三篇寄回来，给弟弟们读读。我从十月初一起也学习倭艮峰先生，每天的一念一事，都写日记记下来，以便看过后能克制纠正，也用楷书写。冯树堂和我同一天开始记录，也有日记本。冯树堂非常虚心，像对兄长似的爱我，像对师长似的敬我，将来肯定有出息。我一直以来都有坚持不下去的毛病，从现在写日记开始，就能坚持终身有恒心了。在名师益友们帮助鞭策下，只能进步不能退步了。本来想抄我的日记给弟弟们读，因为今天镜海先生来了，要将本子带回去，故来不及抄写。十一月有邮差来，一定抄几页带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