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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49年离开大陆，3年后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先后在数所大学任教，创作，也曾到美国和香港求学、工作。目前在高雄“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已出版诗集、散文、评论和译著40余种，他自称是“文学创作上的多妻主义者” 。文学大师梁实秋评价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
“从21岁负笈漂泊台岛，到小楼孤灯下怀乡的呢喃，直到往来于两岸间的探亲、观光、交流，萦绕在我心头的仍旧是挥之不去的乡愁。”谈到作品中永恒的怀乡情结和心路历程时他说，“不过我慢慢意识到，我的乡愁现应该是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眷恋。”
60年代起余光中创作了不少怀乡诗，其中便有人们争诵一时的“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白发盖着黑土，在最美最母亲的国土。”回忆起70年代初创作《乡愁》时的情景，余光中时而低首沉思，时而抬头远眺，似乎又在感念着当时的忧伤氛围。他说：“随着日子的流失愈多，我的怀乡之情便日重，在离开大陆整整20年的时候，我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一挥而就，仅用了20分钟便写出了《乡愁》。”
余光中说，这首诗是“蛮写实的”：小时候上寄宿学校，要与妈妈通信；婚后赴美读书，坐轮船返台；后来母亲去世，永失母爱。诗的前三句思念的都是女性，到最后一句我想到了大陆这个“大母亲”，于是意境和思路便豁然开朗，就有了“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一句。
余光中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紫金山风光、夫子庙雅韵早已渗入他的血脉；抗战中辗转于重庆读书，嘉陵江水、巴山野风又一次将他浸润。“我庆幸自己在离开大陆时已经21岁。我受过传统《四书》、《五经》的教育，也受到了五四新文学的熏陶，中华文化已植根于心中。”余光中说，“如果乡愁只有纯粹的距离而没有沧桑，这种乡愁是单薄的。”
《乡愁》是台湾同胞、更是全体中国人共有的思乡曲，随后，台湾歌手杨弦将余光中的《乡愁》、《乡愁四韵》、《民歌》等8首诗谱曲传唱，并为大陆同胞所喜爱。余光中说：“给《乡愁四韵》和《乡愁》谱曲的音乐家不下半打，80多岁的王洛宾谱曲后曾自己边舞边唱，十分感人。诗比人先回乡，该是诗人最大的安慰。”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1992年，余光中43年后再次踏上大陆的土地。谈到这次对北京的访问，余光中说：“我的乡愁从此由浪漫阶段进入现实时期。我大陆之行的心情相当复杂，恍若梦中，我在北京登长城、游故宫，被两岸同胞的亲情所感染，写了不少诗作，尽情抒解怀乡之愁，因为原来并未到过北京，所以首次回大陆，乡愁并没有一种很对应的感觉和体验。”
自此以后，余光中往返大陆七八次，他回到了福建家乡，到了南京、湖南等地，在南京寻访金陵大学故地，在武汉遍闻满山丹桂，探亲访友，与大陆学子对谈，对大陆自然多了一层感知和了解。
他说：“初到大陆，所见所闻，令我兴奋不已。但我也看到洞庭湖变小了，苏州的小桥流水被污染了，这些让我也产生些许失望。但此后去大陆多次，那里的变化之快让我惊异和兴奋。”在四川，作家流沙河赠他一把折扇，问他是否乐不思蜀，他挥毫题字：思蜀而不乐。翰墨间仍飘出了淡淡的乡愁。
他说：“玄武湖，紫金山都变了，但大学原来的校舍我还能认得出来。我接触了许多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水平都不错。尤其是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一心一意搞建设，魄力很大，又很踏实。”
余光中说，在大陆的游历也使他越来越发现，他的乡愁是对中华民族的眷恋与深情。“我后来在台湾写了很多诗，一会儿写李广、王昭君，一会儿写屈原、李白，一会儿写荆轲刺秦、夸父逐日。我突然意识到，这些都是我深厚‘中国情结’的表现。”
他说：“我在大陆大学演讲时朗诵我的诗《民歌》，‘传说北方有的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才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风也听见，沙也听见’，在场的学生和我一同应和，慷慨激昂，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感情。”
抗战时期，余光中随母亲逃出南京，日军在后面追赶，他们幸得脱险，后来辗转越南到了重庆。日军大肆轰炸重庆时，上千同胞受难，余光中幸好躲在重庆郊区。谈起这些浩劫，余光中说：“这些都激发起我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那时候，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豪情，只要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万里长城万里长’，都会不禁泪流满面。前几年在东北访问时，青年时的歌谣仍萦绕着我。于是写下了‘关外的长风吹着海外的白发，飘飘，像路边千里的白杨’的诗句。”